8月16日，退守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以庆祝南京长江大桥钢架胜利合拢的名义举行游行，试图从中山北路进入南京市区，结果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由於中央调查组和解放军驻军的干预，双方的冲突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不过“八·二七”方面有10多人被抓，30多人被打伤，游行被迫中断。

8月26日，“红总”方面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打倒许世友，打倒江渭清，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同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宣告成立，并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勒令其在9月2日以前交出“认罪书”。

8月27日，“八·二七”以纪念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名义在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集会。中央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派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会后，与会的“八？二七”群众在市内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游行。“红总”方面对此没有做出过激反应。不过当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试图游行进入市区的时候，再次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被打伤8人，抓走8人。

8月28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在南京军区大院门前安营紮寨，宣称“不打倒许世友决不收兵！”从三牌楼到鼓楼，近3公里的大街两边贴满了不同群众组织支持“倒许”的大标语、大字报，“倒许”风潮达到顶点。

8月30日，“红总”方面向据守四女中的“八·二七”一部发起进攻，省军管会派出部队试图制止武斗，结果“红总”方面有人驾车冲向军队，造成3名战士伤亡。3

最后由於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失控的事态才受到遏制。

毛泽东本来是支持中央文革关於武汉事件的处理意见的。但是该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连锁反应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经过反复权衡，他於8月10日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其后，他於8月18日在上海秘密召见许世友，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必须指出，这个“最新指示”之所以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乃是因为许世友心中有底后，并没有立即对外界公佈这个消息。许世友显然是想借此机会考察军区各级干部的立场和态度）。4随后，毛泽东又於8月25日作出了“拥军爱民”的指示。根据这个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佈了一个《关於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其中申明“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於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採取专政措施。”5

8月2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学习中央关於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对“8.25指示”作了广泛的传达。另一方面，周恩来通过电话责令“红总”头头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和省军管会。他还说:“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6

9月4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首都高校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傑等人被清洗的消息。这实际上等於公开否定了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团，进一步明确指出:“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另外提，那不科学”。7

同日，中央又发佈了一个“九·五命令”，该命令的前半部分复述了“8.25指示”的主要精神，后半部分则强调:“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佈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採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8

在中央的强烈干预和军方的武力威胁之下，“红总”方面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原定於9月2日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9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达成了《关於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暂时告一段落。

二、“红总”与军方矛盾的由来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南京的“倒许”风潮是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个连锁反应。不过如果我们的考察仅仅到此为止，就未免显得过於肤浅和单一。毛泽东曾经说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论断对於我们考察南京“倒许”风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