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内矛盾与“倒许”风潮

出於突出重点和叙述连贯的考虑，本文的以上论述没有涉及军方内部矛盾对群众运动的消极影响。其实南京的情况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如果没有军方内部矛盾的存在，群众组织与军方的对抗决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毛泽东派军队“三支两军”的决策，显然是基於军队系统对其个人的效忠。不过他对“人治”政治模式下必然产生的军队内部的门阀派系斗争的严重程度似乎估计不足。诚然，相对於“地方党政系统”和“群众造反派组织”等概念而言，“军队”的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其次，相对於前两个群体而言，军队内部的统属关系更明晰，组织纪律性更强，更容易指挥调度，这也是事实。第三，经过对高层的反复清洗和对底层的长期灌输，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对毛泽东个人的高度敬畏和高度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是“铁板一块”。高级将领之间个人关系的亲疏、各支部队的历史渊源、军队内部各部门各军种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因素，使得军队内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相互倾轧长期存在。此外在“文革”期间，由於中央关於“指左”的指示大多缺乏明晰的界定和明确的指向，因而在如何理解和贯彻这些指示的问题上，很容易造成军队干部之间的认识分歧。以上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得军队内部的派性斗争并不比地方上的派性斗争来的逊色。

择要说来，“文革”期间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首先突出地表现为林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一直积极致力於在军队内部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力培植重用“四野”出身的干部，排斥和打击其他军内山头。而毛泽东对林彪的倚重和对诸老帅“二月逆流”的反感，为林彪的上述图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月逆流”发生之后，由老帅们组成的“中央军委”实际上陷於瘫痪，取而代之的是由林彪的少数亲信如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小组”。林彪通过他们控制了军委各主要部门和空军、海军。此后林彪转而将矛头指向各大军区，攻击的重点是一些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其中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首当其冲，其他几个大军区（包括南京军区）紧随其后。34而林彪颠覆各大军区的具体方法，一是利用各大军区管辖下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和军队医院等系统内部的“军内造反派”制造混乱，二是利用空军系统在各大军区内部制造高层分裂，三是利用社会上造反派组织与军方的尖锐对立，策动大规模流血冲突，然后嫁祸于军区主要领导，对其进行指责和清洗。从武汉“七·二○事件”来看，林彪的上述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南京的情况与武汉十分相似。如果不是由於毛泽东在8月中旬幡然醒悟，批示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紧急部署保护许世友，南京的“倒许”风潮必将演化为第二个武汉“七·二○事件”。

有关资料显示，南京地区的军内矛盾，最初表现为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杜方平与军区首长许世友等人之间的离心离德。不过“文革”期间各方对杜方平的诸多指责是有失公允的。他在“文革”期间政治立场的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於其个人的主观意愿。因而其最终遭到清洗，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革”运动的荒谬和诡异。

杜方平“文革”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个二级部长，“文革”初期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曾经作为“江苏省委工作队”成员进驻南京大学。到1966年年底，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的垮台已成定局。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支持下，省委工作队内部的军方人员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向工作队领导和江苏省委反戈一击，成为名噪一时的军方造反英雄。不过据瞭解内情的人说，梁、杜、吴三人各方面能力十分有限，当时使他们成为“造反英雄”的表态文章，实际上是南大“红色造反队”（该组织是后来江苏“红总”的核心组织）秀才的手笔。35由於有着这样一种渊源，所以在“一·二六夺权”前后，杜方平与“红总”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系。

依据杜方平自己的供述36和笔者对一些南大“文革”亲历者的访谈，笔者认为他在“红总”与“八·二七”这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抉择主要依据以下两点理由:第一，1966年8月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刚成立的时候，“红色造反队”的组织成分更纯，造反态度更坚决。而“八·二七”成员的社会构成相对複杂，其领导者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也更加明显。第二，南大“红色造反队”是较早与南京地区工人造反派发生关系的红卫兵组织。由他们主导发起的“红总”组织，是一个以南京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横向联合组织。而“八·二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一个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南大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该组织向工厂和农村的渗透扩张主要发生在“一？二六夺权”以后）。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话语谱系中，“工人阶级”与“臭知识份子”这两种社会身份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杜方平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完全基於那些长期以来约定俗成、或者是在当时得到强调的“政治正确”指标，如组织成员是否“红五类”、是否有较多的党团员、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造反态度是否坚决等等。相对于杜方平而言，许世友的高明之处在於，在中央对两派的态度没有明朗以前，他採取了与两派组织同时接触、平分秋色的策略，尽管他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造反派没有好东西”。37

各方对杜方平的指责始於“一·二六夺权”。事实上，“一·二六”造反派组织联合向江苏省委“夺权”，南京军区事先是知道内情的，并曾派出军队协助维持秩序。客观地讲，当时各方对“夺权”以后的事态发展都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中央召见南京两派代表商议“大联合”事宜，周恩来、康生等人在批评指责“红总”的同时，也对杜方平进行了点名批评。这个时候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为了推卸责任，纷纷表态与杜方平划清界限。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杜方平是“红总”黑后台的错误印象。因此杜方平对出面处理江苏问题的中央领导人和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有所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杜方平在职期间的一个主要错误，是在7月27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署名梁、杜、吴的文章《永远忠於毛主席，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线》，其中多次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据查，此举乃是因为杜方平从他的老部下、时任中央文革成员和《红旗》杂志编辑的林傑那里，提前获知了《人民日报》7月31日社论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对於南京“倒许”风潮的鼓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8月中旬周恩来对南京“倒许”事件做出指示以后，杜方平又多次找“红总”负责人谈话，强调要服从中央的指示精神，避免重新犯错误。由此可见，杜方平至多是一个没有多少个人主见、对上级指示唯命是从的糊涂虫，而非一个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人物。

杜方平个人悲剧的发生，还与“红总”方面的一些做法有关。事实上“红总”领袖从来没有将杜方平看作自己的“太上皇”，他们对他的指示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才肯听从。但是在对外宣传上，他们又一直紧紧拉住杜方平不放。因为杜方平是省军管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存在为“红总”方面的“反军”活动披上了一件“政治正确”的外衣。无论在什么时候，公开声明反对解放军都是不明智的。因此“红总”在其舆论宣传中一直试图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江苏省军管会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杜方平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红总”要反对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三支两军”指示和省军管会，而是军管会内部“一小撮”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换言之，着力将杜方平塑造成“军方正确路线的代表”，可以为“红总”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提供一个充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