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大钊当时发表的那些文论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理解和强调，受到胡适上述观点的影响甚深。这不仅表现为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阶级竞争说”，而且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意义时，他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胡适所确定的轨范。这些都可以从上面列举的那些文章的题目中一眼看出。例如〈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三篇文章，分别就唯物史观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影响立论，简直就是上述胡适观点的命题作文。

至于谈到李大钊对马克思“阶级竞争说”的态度问题，情况似乎复杂一些。的确，他曾经在自己的文论中多次提到“阶级竞争”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为马克思的观点作了辩护。但只要稍微分析一下他的辩护词，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浓烈的泛爱主义、互助主义、工团主义底色。他似乎主要是从历史的认识论（而不是现实的工具论）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阶级竞争说”的。他一再强调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是就人类历史的“前史”而言的，是“过去的历史”的一种写照。他始终认为“阶级竞争”现象是根本违背人类向善的本性和“人间社会的生活的普遍法则”的，因而应该加以限制乃至根除。他从理想的终极价值观念出发，一直试图在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与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间建立某种内在的联系。他在一再捍卫马克思“阶级竞争说”的同时，又一再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主题。例如:

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22；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说:“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23；

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一文中，他说:“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总该知道爱世界人类的全体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24；

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中，他说:“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竪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25；

在〈精神解放〉一文中，他说:“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甚么国，甚么家，甚么礼防，甚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把愉快、幸福的光华完全排出，完全消灭。这种生活，我们岂能长此忍受！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26

依据上述引文，我们似乎很难确凿地断定李大钊到底是一个阶级竞争论者还是阶级调和论者。他为“阶级竞争说”所作的那些辩护，与其说是对胡适观点的批判，不如说是对胡适观点的某种认同。

李大钊曾经说过:“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27很显然，至少到1923年初为止，他所致力的主要是前者。当时他对“政治斗争”、“社会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解和表述，依然包容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之内。譬如在1922年7月发表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他对旧式“民主”作出了批判和否定，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旧式“民主”“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他认为“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28。再比如，在1922年12月发表的〈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他明确提到“取得政权”的问题，但他具体谈到的那些方法和途径，依然没有突破“宪政”的基本框架。他说:夺取政权，关键在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团，“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到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换言之，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议和监视。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他还说:“我想现在要改革社会的问题，最要者:第一，先争得宪法的平等权，如女子参政、劳工立法等，然后拿争到的政权去解决各种的问题；第二，要作联合运动，如妇女劳工固当联合，此外凡目的相同的都应该联合起来，一点一滴的去作”29。由此可见，李大钊所说的“联合运动”，就是以工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和核心，建立独立的工人政治团体，通过“同盟罢工”、游行、示威等方式，明确表达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诉求，迫使统治阶级承认工人阶级的参政权，并最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保障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他所说的“取得政权”，仅仅意味着打破资产阶级对权力的独占，而不意味着即由无产阶级独占政权。他的这些认知，显然与后来流行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解说颇不相同，与“XX阶级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解更有天壤之别。

以上论述，主要是想向人们展示1919-1922年间李大钊思想的另一面相。这些内容同时也构成笔者关于1919年7-8月间“问题与主义”之争解释体系的一个反证。的在笔者看来，至少到1922年底和1923年初为止，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他热衷于调和“阶级竞争说”与“平等”、“博爱”、“互助”思想的矛盾，试图将“民主宪政”的形式与“工人政治”的内容相结合，在宪政制度框架内构建新社会的理想蓝图。他所谓的“工人阶级联合奋斗”带有鲜明的工联主义色彩，他所谓的“社会革命”、“夺取政权”是议会道路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