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主义与问题”之争促使李大钊更重视对“问题”的研究。

李大钊在〈再论〉一文中说:“……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16事实证明李大钊不但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了。

1919年9月，李大钊便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的文章，其中提出20项需要研究和改良的社会问题，主要涉及税收监督问题、公共教育问题、贫民救助问题、妓女改造问题、道路交通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几个方面。此后，李大钊又发表了〈妇女解放与Democracy〉（1919年10月）、〈出卖官吏──蹂躏人格〉（1919年11月）、〈被裁的兵士〉（1919年11月）、〈归国的工人〉（1919年11月）、〈青年厌世自杀问题〉（1919年12月）、〈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1920年4月）、〈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1920年8月）、〈人治与自治〉（1920年10月）、〈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3月）、〈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1921年3月）、〈黄昏时候的哭声〉（1921年3月）、〈现代的女权运动〉（1922年1月）、〈论自杀〉（1922年1月）、〈失意与结婚自由〉（1922年4月）、〈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1922年12月）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论的共同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模糊，而突出对一些现实的、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考量。这显然是受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观点的影响。

第二，与研究“问题”的实践相呼应，李大钊的现实政治主张常常带有鲜明的改良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胡适一贯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政治思路。

在1919-1922年间，李大钊先后参与签署或独自发表了许多政治主张性质的文论，如〈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1月）、〈王文彬等启事〉（1920年8月）、〈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1922年5月）、〈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1922年6月）、〈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茶话会上的讲话〉（1922年8月13日）等。这些文论，有的与胡适有关，有的与胡适无关。〈王文彬等启事〉和〈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两文就属于后者。

〈王文彬启事〉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共有13人签名，李大钊位列第三。该启事提出具体政治主张7项:（一）解散非法国会。（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三）裁减军队。（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17

〈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署名李守常。该文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包括:（一）关于外交者:（1）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2）要求与劳农俄国成立商约并即正式承认其政府。（二）关于内政者:（1）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一律改为国军，实行裁兵；（2）主张开国家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3）反对以人民为牺牲的内讧的战争。（三）关于改善工人境遇者:（1）八小时工作，额外工作加薪；（2）假期停工给薪；（3）男女同工同酬；（4）含有危险性的工作应该格外优待，如矿路电等；（5）取缔童工；（6）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18

只要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两篇文论及其具体政治主张，与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19风格和内容十分相近，一致体现了胡适所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一贯政治思路（李、胡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李大钊在“谈问题”和提“主张”时，比较侧重社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劳工”和“妇女”这两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合法权利问题）。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李大钊为甚么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

第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潜在影响。

李大钊比较系统、深入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发表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其中发表于1919年8月至1923年3月期间的重要文论的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成于1919年8月3日以后，发表于9月间）、〈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1920年1月）、〈变革的原动力〉（1920年10月）、〈史观〉（1920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0年）、〈社会主义下之实业〉（1921年3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俄国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俄国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922年5月）、〈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1922年7月）、〈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1923年1月）、〈马克思经济学说〉（1923年3月）等。

在李大钊的这些文论中，胡适思想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这首先表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内容布局（论述范畴）所体现的方法论方面。胡适在〈四论〉一文中曾经指出:研究任何一种主义和学说，都要坚持一种“历史的态度”，即第一“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第二“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第三“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20。李大钊显然接受了胡适上述观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不但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且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认真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其他主义、学说之间的承继关系和相互联系，从而比较科学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发展谱系中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

其次，胡适的影响还表现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理解与评价方面。胡适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有两个，“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胡适的基本观点是认同“唯物史观”，反对“阶级竞争说”。在阐述“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时，他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这种历史观的附带影响──真意义──是不可埋没的。”在阐述自己反对“阶级竞争说”的理由时，他说:“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阵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