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提到各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伪“主义”问题。这正是李大钊〈混充牌号〉一文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胡适文章的灵感部分地直接源自李大钊的那篇短文。

据此，笔者认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不但没有暗讽李大钊的意图，相反，他是将李大钊放在“我们”中一员的地位上，认为自己的文章代表着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编辑部同人的共同意见。

那么，在所谓的争论发生前后，李大钊又是如何看待两人的关系的呢？他是否把胡适看成自己在《新青年》阵营内部的对立面呢？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引起争议的史料主要有两个:

第一，1919年4月，李大钊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

“适之吾兄先生: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了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甚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不知先生以为如何？”7

人们在解读这封信时，很可能会把文中提及的“主张不同”认做李、胡之间的主张不同。但是仔细研读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后，笔者认为这里的“主张不同”是指“我们”与陶孟和之间8。很显然，李大钊在写这封信时，是将胡适作为“我们”中的一员的。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胡适去做陶孟和的团结工作（胡适之所以可能会对陶孟和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当时《新青年》编委里仅有的两位“西洋”留学生）。

第二，李大钊在〈再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9这里，李大钊的确提到一种分野，但是这种提法引自日本的报刊，而且这种分野中所谓“正统”一方还包含着陈独秀。因此他这段话的真实含义究竟是甚么，笔者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推敲10。无论如何，这段文字只能证明李大钊对布尔扎维克主义感兴趣，却不能反证陈、胡反对布尔扎维克主义。陈、胡当时不谈或少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原因可能很多，如对这个议题的兴趣不如对其他议题的兴趣强烈；或者是对这个问题不够了解不愿妄加评论，等等。据此断定李大钊与陈、胡二人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分野似乎有点牵强。

另外，可以正面揭示当时李、胡关系的史料有:

第一，大约在1919年5、6月间，李大钊为给杜威等写回信事致函胡适。信中说:

“杜威先生和柯先生的信送上，乞为代覆。杜威先生一信，大致系感谢杜威先生指导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以后进行，还希望他多多指教。……此信不妨稍详，兄可加入些意思。”11

这封信中所表现出的密切的“同志”关系无须再加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倒是他们处理同人之间共同意见的程序和方法。笔者认为这是我们理解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性质和含义的一个很细微然而却很重要注脚。

第二，胡适的文章发表前不久，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为新潮社辟谣启事〉，意在为社会上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部收买事辩诬12。考虑到傅斯年、罗家伦两人在与李、胡两人的关系中更接近胡适的事实，这个启事显然是由胡适主导并起草的，但是这个启事显然也代表了李大钊的意见，因而得到李大钊的签名赞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以前，李、胡二人之间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甚么实质性分歧。双方都自觉地把对方包容在“我们”的范畴当中。这是我们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