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19日，浙江省温州专区机关报《浙南大众报》，针对永嘉县搞包产到户，发表《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评论。评论认为:“永嘉县燎原社搞包产到户，“在生产方式上就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是打退堂鼓”。

针对社会上对包产到户的非难，1956年11月26日，浙江省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林乎加在全省报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合作社要研究体制问题，要从生产出发，”“如何有利就如何办。如包工包产问题，有的产量包到队，队包给组或户、社员，这本来是先进的，但有的办社干部大叫大喊是‘倒退’。这是主观主义。”

1957年1月4日，浙江省委又专门召开调查研究座谈会，指名要永嘉县派人参加会议汇报包产到户问题。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县委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参加了会议，并向省委详细汇报了包产到户的情况。林乎加主持会议并于1月6日讲话说:“永嘉对生产管理是动了脑筋的，却叫报纸批了一顿。……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

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验得到浙江省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林乎加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

永嘉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针对各级报刊对包产到户的批评，于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文章说:“时下‘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的做法，除去某些同志赞成并提出一些有益的商讨意见以外，很多同志都‘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被)骂臭了。”“我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方法，它能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理由是:“第一，“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为了补充集体劳动的不足。谁都知道，集体生产是好的”，“但是，‘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是不赞成的。”“专管地段”和“包产到户”的做法，“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用率，能够使原来的还在个体经济阶段时劳动的主动性、细致性和现在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合作社的生产服务，使集体劳动完满无缺。”“它和‘单干’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第二，“不能说‘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拉倒车’。”因为没有改变所有制；因为生产仍然是在社和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因为合作社更能具体地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谁劳动得好谁就分配多。第三，“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现在还是利用手工劳动、畜力耕种的时候，光是强调用‘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是不够的。”“像‘雕刻’和‘绣花’一样细致的农业生产，在目前主要是手工生产的条件下规模太大并没有多大益处。”

围绕第一次包产到户的争论，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争论双方都能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常的。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大辨论”中，对包产到户的主张，已不再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是严厉的批判了。

批判声讨:先行者横遭厄运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1957年7月31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文章，文章火药味十足，说“包产到户”的本质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说:“‘包产到户’现在虽然已在许多地方被丢进了垃圾桶，但也还有一部分干部和农民眼睛未亮，‘抱着狐狸精当美女’，恋恋不舍。”文章列举了“包产到户”的10大“祸害”后说，“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右派分子用来射击农业合作化的一支毒箭，是包着糖衣的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