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得到肯定，并作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载入史册。但是，非经历者则难以置信，“包产到户”1956年刚刚出现，次年便惨遭扼杀。罪名是“反社会主义”的“包着糖衣的砒霜”。

多点试验:“燎原经验”星火燎原

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为了加快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断然地错误地批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惊人的速度过快发展。原本打算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结果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再加上我国高级社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公有化程度过高，组织规模较大，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分配上“吃大锅饭”等等。对这些问题，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会议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作出了对其进行整顿的部署。

在整顿高级社中，农民都在摸索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社员的劳动质量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因此，要求把劳动成果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亦即要求把包工同包产联系起来。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农村部记者燕凌(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浙江省永嘉县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的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