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