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系资料清楚勾勒出汪龙联络过程

关于汪精卫集团如何与龙云搭上关系并商讨投敌事宜的。在汪集团上下个人的日记和回忆中以及汪集团与日人谈判留下的记录中多有记载。汪派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在汪派人士的圈子内。

从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会商的决定，到上海的“重光堂协定”，汪派与日本的谈判字里行间都与龙云有关。1938年5月，汪集团中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特务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人谈判时，高宗武就提到当汪精卫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各方面“正在想停止战争”的杂牌军会予以响应，包括“从云南的龙云起，四川、广东的将领们，加上山西的阎锡山”等。这是现有材料中较早谈到汪精卫与龙云关系的情节。这个时候，汪集团对于龙云的态度还是一种猜测，可马上们他们就要将猜测予以实现。

那么，汪精卫集团对于龙云在整个投敌计划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日本人手中的谈判资料显示，汪精卫的计划是：“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它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该计划还称：“在非日本占领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

据日本谈判代表松本重治的记载显示，汪集团于1938年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中，已经肯定地说明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并明确说明已经有“秘密联络”。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

“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

梅思平所说38年9月之前汪集团与龙云的“秘密联络”现在还没发现材料，但之后的联络却有记载可循。

汪精卫内侄陈春圃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时曾写下回忆。他说1938年夏秋间曾随陈璧君从广州转往昆明，在昆明前后活动长达一月之久，并多次约晤龙云，直至1938年10月初才由昆明返回重庆。这一说法得到其他人的旁证。化名“朱子家”的后来汪伪中央委员的金雄白回忆：

“数月之前，陈璧君以出席演讲并视察锡矿，曾一度赴河内，路经昆明时，并曾与龙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龙之参谋长卢汉亦有深谈。以后汪之经昆明赴河内，能得到龙云之协助，则以事前因先经汪夫人之联络，早有默契故也。”

为筹备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周佛海于1938年12月5日先行抵达昆明为汪的越南之行打前站，并于12月7日与龙云会晤，试探龙云的态度。据周佛海当日的日记的记载：“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在周佛海的印象里，龙云是不错的，双方“一拍即合”。

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汪精卫到昆明机场时，陈春圃回忆“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汪精卫到昆后曾与龙云秘密交谈，周佛海日记当日记载，汪龙两人当晚交谈时间甚长：

“今晚汪先生与志舟（龙云）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晚）十时，安心寝。”

汪精卫事后将谈话内容告知了陈春圃。陈春圃回忆汪告知的谈判内容是：

“我（汪）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龙），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后说：‘汪先生说那里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接着我就讲：‘如果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对于此次与龙云的谈话，汪精卫亦有回忆说：

“我于十七日（按：应为十八日之误）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问我：‘听说撤兵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些，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十八日（应为十九日）我到河内，还有电报给蒋先生。”

此后，龙云为汪精卫准备了飞机，汪精卫得以成功离开中国，飞到越南河内，正是迈出了叛变投敌的道路。

龙云的刻意辩解中表现出深深的避忌

建国后，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普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

龙云的自述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将自己描述成了对汪精卫投敌一事完全一无所知的纯旁观者角色。

但这是说不通的，龙云的自述与现有历史材料相互抵触，证明事实与回忆有极大的出入，而显示出龙云对此事的刻意避忌。

首先，龙云称汪精卫的飞机12月18日突然降临昆明，使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赶赴机场接机。但查此时在昆明的周佛海的日记，周在早晨就看到昆明街头热闹的欢迎队伍，并由此猜测是蒋介石或汪精卫到昆明才有这样的规格；陈春圃也证实，当天龙云不顾汪的提前通知，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让汪精卫很生气，只好让曾仲鸣出面，说自己因飞机颠簸太甚而身体不适，拒不接见来访客。这很难说是龙云记忆失误，只好看成龙云在刻意避忌。

其次，龙云回忆称汪精卫到达的当天汪精卫推辞出席美国大使詹森会餐，因而当天并未与汪见面，直到第二天才了解汪的动向。这一点也与诸多证据不符。陈春圃的回忆、周佛海当天的日记都能说明当晚龙云与汪精卫有过一场长时间的密谈。

我们从化名“朱子家”的汪伪成员金雄白对当天的回忆就可以看出龙云的叙述隐瞒了多少东西：“飞机于当天的下午一时抵达昆明机场，因为事前陈璧君已遣陈春圃先至昆明，故于启程前发电通知。春圃接电后即转告龙云，因此机场上龙云率同僚属及乐队等作了盛大之欢迎，场面就显得非常热闹。出机场后，汽车直驶龙宅，汪氏与龙云两人上楼在室内娓娓长谈，从下午就一直谈到了深夜，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所谈的到底是什么。”

多重证据证明，龙云不但早已知道汪精卫的行踪并安排和盛大的欢迎仪式，而且汪精卫到昆明当天就与龙云会谈。龙云的刻意隐瞒就只能认为是他在有意淡化或撇清与汪集团的关系。

再次，龙云称汪精卫一行在法国领事馆办理护照之后，即于到昆明后的第二天飞往越南。此事以及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他都并不知情，除了曾经派警务处长李鸿模到河内看汪之外，与汪再无瓜葛。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汪集团在重庆时的原计划是乘坐火车沿滇越铁路到河内，但到昆明后龙云由省政府出面，为他包租了一架专机。在云南的地盘上，如果没有龙云提供交通方便，汪精卫是很难如此轻易离开昆明的。

一直以来，有一种意见根据龙云自己的陈述，认为以汪精卫的地位而蒋介石又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龙云除了如此做之外别无太多选择，而且龙云在汪离开后，几乎于第一时间就向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作了汇报，履行了一个守土大员应尽的所有职责。

但这个说法空不能成立，龙云在汪精卫出逃后前后两天时间里给蒋介石报告的电文内容有巨大区别，而这区别真说明了龙云的用意。

12月19日汪离开的当天，龙云电报称：“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2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两次电详呈。”内容非常简单，算报告了汪逃往河内之事，算是向蒋介石交了差，又隐瞒了与汪谈话的全部内容。

但是汪准备与日本谈判谋和的想法在国民党高层中从不避讳，在平安到达河内后也并不准备向重庆方面隐瞒。他在20日给张群发电，通报自己已经孤注一掷，“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将他逃离的目的公开说了出来，当然他也相信张群会报告蒋介石。而直到此日，蒋介石虽然预料到汪精卫将有大动作但在当天日记中仍客气地称汪为“汪先生”，并拟请龙云转达致汪精卫的电文。在这种情况下，龙云才于21日再度致电蒋介石，详细报告了汪的行踪：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

龙云自然知道蒋要他代转电报已暗含对他的怀疑，迫不得已在回电中报告了汪的意图，同时轻轻地将皮球踢了回去，不仅把自己与汪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还把责任推回给了蒋介石。其自称与汪毫无联系以致蒋给汪发的电报都“无从探转”自然是堵蒋之口。实际上，龙云与汪的内弟陈昌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而陈此时正任昆明飞机制造厂副经理、中德航空公司经理，他不仅与汪时有电报来往，而且不时往来于昆明、河内。汪在河内期间，龙云一直是汪、蒋间的联系人。后来也正是在陈昌祖身上，蒋介石打开了龙汪关系的缺口，这点我们下文再说。

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变投日后，全国党政军群各界都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进行声讨。与众不同的是，龙云除了当天给蒋介石发了表示个人立场的电报以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十分沉默，与各方慷慨激昂的表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1939年1月6日，他致电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处理建议：“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

龙云的态度充分说明了他确实有问题，因此，蒋介石对龙云的行为起了怀疑，但却内紧外松，并未施加直接的政治压力，而是与龙云频繁通电，就解决汪问题的办法进行耐心磋商。他一方面部分地接受龙云的建议，同意请汪出游，并两次派原为汪精卫改组派成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谷正鼎到河内见汪，并给汪携去出国护照及旅费；另一方面蒋又认为请汪回国并不现实，因为以汪当时在越南的言行看，已“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了。

蒋介石不傻，他也在等。

龙云悬崖勒马选择了正确方向

还在汪精卫投敌之前，蒋介石对龙云的态度就有所怀疑，他在日记中记载：“滇龙态度可怪”，“滇龙态度为抗战以来惟一不力而且妨碍也”。但还没有把龙云和汪精卫想到一起去。到汪精卫出走前夕，龙云和汪的联系已有传言，此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记载须注意龙云与汪精卫关系的“谣诼”及其“态度与心理”，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相信龙和汪已经有过联系。

直到汪精卫出走并发表“艳电”公开投敌，蒋介石才恍然大悟，随即表示，云南动态“不可忽视”，有意“召龙来渝”，“设法改变”龙之心理。

也就在此时，通过情报渠道，蒋介石得到了随汪出走，负责汪精卫和龙云间联系的陈昌祖“皮匣中，发觉龙覆汪函，称汪为钧座，而称中央重庆方面，其间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等语。”

直到此时，蒋介石才真正明白汪龙之间究竟达成了何种协议。而正值龙云对汪的公开叛逃一直不肯做出正面表态，蒋介石遂开始考虑是否对外公布龙云与汪精卫联络的证据，并在日记中经常告诫自己须“注意滇龙动向”。

可以说，只要蒋介石一公布这一证据，龙云马上身败名裂。

也就在这个时刻，龙云终于悬崖勒马。

龙云在自述中提及他曾派警务处长李鸿模到河内看汪，而汪于3月30日写了一封信，连同他的自辩文章《举一个例》一起让李鸿模带回给龙云，其中叙述了自己的遇刺经过及个人意图，并要龙云响应他的“艳电”、“反蒋独立”。

这个时刻，龙云面临着最后抉择。

1939年4月13日，龙云主动致函蒋介石，明确表示“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为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短长，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同时表白“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何种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恪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

龙云并将汪精卫的来信送交重庆给蒋介石阅览，这无疑是他最终留在抗日阵营的关键选择。

为了做龙云的工作，蒋介石连忙派李烈钧到云南“养病”，继而又发动薛岳等广东军人与龙云交流，最后，4月22日蒋介石派曾长期和汪精卫合作的唐生智亲自到云南讲述汪的“真实”人品，以防龙云“吃亏上当”。

如龙云所说，唐生智到昆明时还带来了汪精卫致龙云的亲笔原信，而如何处理这个敏感的“烫手山芋”，其实是此时蒋、龙、唐各自关注的焦点。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唐生智提出三个方案供龙云选择：（1）邀汪来滇；（2）龙云自己在昆明发表汪函，同时申言忠奸不两立；（3）如果龙云不愿做，可否呈请中央发表函电。

第一项方案完全不现实，于是被放弃；第二项，尽管唐生智以“忠奸不两立，大义灭亲”相劝，龙云还是认为公开发表汪函于“私德上实多缺陷”而最终推辞；于是只剩下第三项，而这项也应龙云要求做了变通，由蒋介石以龙云身份代拟一份复汪信函交给龙云，由龙云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龙云自述中称蒋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回昆明，要龙云在昆明各报公开发表，龙云随即照办了。这是错的，龙云发表的不是汪的原函而是蒋、龙共同完成的复汪函。

后来龙云将蒋草拟的复汪函略加增补后，即于5月2日刊登于云南各大报章。该信函一方面指斥和议，表示要坚决“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又劝汪彻底“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免为敌人播弄。”至此，龙云与汪精卫的公案才算终止。

至此，蒋介石才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滇龙态度已表以对中央之忠诚”，“云南情形进步，此于内部局势之转机甚有关系也”。

1942年5月，云南局势因缅甸战事而紧张。而此时，汪精卫离开南京赴伪满洲国访问。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可断龙与汪已无关系，否则在此云南急迫之时，如汪逆与龙有联络，则汪似无暇离宁，故以此一点对滇之内部无足顾虑，则不患敌犯滇也”。从此，蒋介石日记中不见对龙、汪关系的记载，汪精卫叛逃带来的对龙云联汪的担忧，也至此才从蒋介石的脑海中消失。

事实上，龙云出于对抗蒋系国民党中央势力向云南渗透的目的，自1935年以来就在行动上联合各地方实力派反蒋，也与长期与蒋有斗争而又处于弱势地位的汪精卫势力有合作联系。抗战初的艰难形式和残酷的战争让他有过动摇，一定程度上表达过和谈（如果日方和谈的条件尚可接受）的主张，并在汪精卫的叛逃计划中有过重要的位置。这些都应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汪精卫本质不同的是，龙云悬崖勒马，最终选择了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继续奋战，最终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同样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