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尽管在按规定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里，向忠发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丝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远东局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位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象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向忠发起草并属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覆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