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 不过，如果说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在向忠发的鼓励和推动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甚至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10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全国暴动计划，打算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组织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中共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到全国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却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此种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同时还要向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贯彻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

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批评有根据地的发展的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割据”观念，断言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全面围攻，非有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不能巩固，结果只能得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非有苏联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不能真正胜利的观点。7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平行组织南京士兵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而以武汉暴动为中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正式出台，李立三不能不开始设想苏联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问题。但这样一来，不仅立即引起以陈绍禹、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回国学生的公开反对，而且再度造成与远东局的激烈争执。

7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