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一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然而，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于这一步之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条，使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之流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与闻中央之事，致使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了在武汉的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