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22]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并非傀儡

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一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

再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象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