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年底，川岛芳子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军方打发回了日本。她很气愤，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日本的言论，发泄不满情绪。她并非觉醒，而是“狗咬狗”的心态。“日本人不会败”的预言失灵，川岛芳子恶有恶报

川岛芳子贪图享受，挥霍无度，她很想捞钱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全面侵占华北，川岛芳子认为发国难财的机会到了，乘机钻入天津。她首先将日租界内松岛街的东兴楼饭庄据为己有，攫取钱财。她还利用驻扎北京城外的宪兵队长田宫少佐，大做无本买卖。田宫少佐把中国资本家抓到宪兵队，由川岛芳子出面，向被捕者家属勒索财物。她还引诱日本军官将物资偷运到黑市出售。这一时期，她在日本军部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日本饭庄的女老板而已。对她的贪财行为，中国商人背地里都咒骂她:“这个恶毒的女人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

川岛芳子目空一切，什么人都敢惹。1942年，她因殴打日本宪兵，再次被遣送回日本。一年后，从日本又回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大的作为。我问她:“姐，你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凶狠地残杀中国同胞，就不怕遭到报应吗？”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奸笑道:“我投靠日本人，是为了复辟，重振清王朝的雄风。玩政治嘛，无毒不丈夫，不能在乎杀人。至于报应，那就听天由命了。我相信强大的日本人不会败！”

然而，川岛芳子认为“日本人不会败”的预言失灵了。1945年8月15日，她在北京的住所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里，川岛芳子浑身颤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双十节”那天，一群国民党宪兵进入北京东四九条胡同三十四号搜捕川岛芳子。当年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川岛芳子，如今失去了日本这座靠山，只能束手就擒。当时喜欢睡懒觉的她还没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浅蓝色睡衣。当她被戴上手铐那一刻，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她的秘书、日本人小方八郎不忍看她那样，便让女佣给她找了件上衣穿上。小方八郎同时被捕。最初，川岛芳子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转移到北新桥炮局子胡同前日本陆军监狱。在三平方米单身牢房中，川岛芳子受到一般在押犯享受不到的特别优待。基于这种待遇，她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那时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负责惩治汉奸的工作，任北京肃奸委员会主任。一天，一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川岛芳子。马汉三财迷心窍，贼胆包天，竟真的偷偷释放了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出牢房，急匆匆回到家里，悄声对我说:“马汉三准备将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京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我经过思想斗争，一口拒绝:“我没有当过汉奸，没有害过中国同胞，我不走。”

不久，马汉三包庇川岛芳子事发，戴笠飞赴北京处理，命令马汉三立即抓捕川岛芳子。随后又将马汉三收受贿赂一事也查得清清楚楚。

历时两年调查取证，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兼间谍罪判处川岛芳子死刑。她罪有应得，命归黄泉是早晚的事。1948年9月，蒋介石下令将马汉三和他的几个同谋处决（1946年3月16日，戴笠被马汉三命人安放的定时炸弹炸死在飞机上）。受株连坐牢十五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新生活。1954年，我三十六岁时，与著名国画家马万里结婚，婚后美满幸福。讵料，1958年2月，我突然被捕，罪名有二:一、肃亲王的女儿；二、日本大特务川岛芳子的胞妹。

川岛芳子生前做坏事、发大财的时候，我没沾过她的光。她死后，我却受她的株连而获刑十五年。我不怪人民政府，要怪就怪我姐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不连累丈夫马万里的前程，我主动与他离婚。

我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十五年岁月，1973年刑满释放后，政府安排我在天津茶淀农场当工人。我与一位会讲上海话的人结了婚。1976年，我因患多种疾病“病退”。1979年，我写信给伟人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得到解决，从天津回到北京。1996年5月，我在河北廊坊市开发区开办了一所民办爱心日语专修学校，我当了校长。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

回顾大半生走过的道路，我姐逆潮流而动，弃民族大义不顾，自取灭亡，我未参与姐姐的政治活动，不随哥哥们去香港，而是留在大陆干自己喜欢的事，这条路走对了。现在我的心情特好，感谢邓小平，是他为我们创造了施展才能、大干事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