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