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总以为我与任廉儒同志单线联系，非常机密，我料不到任廉儒同志转交情报，又要发生许多联系，冒很多危险。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可我这时回川在七十二军还蒙在鼓里玩弄着小权术。

我父亲派我二弟来泸州，传达地下党的意图，我仅告诉二弟:“我有办法”，也泄露了我的机密。幸这位知情的周白照同志与党有联系、为我保守秘密，才没出岔子。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召见

把赵力钧同志安顿好以后，任廉儒同志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老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以后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赵力钧同志要快点来呀！”我要求。

“到时他一定来！”任廉儒说。

由这一席话，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我认为: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罗一直不醒悟，只以为下一步打算就是打游击。因此他十分留意不让七十二军移动。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见重庆市各街道处处搭起柏树叶牌坊，上面写道:“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袍哥各山头的(袍哥的帮会组织四川人叫山头或码头)。陈春霖十分不满地说:“真太不像话了，谁要袍哥拥护。”此时，我马上意识到蒋介石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只能凭借袍哥这一类封建组织支撑了。

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共产党入川企图。”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刚坐一会儿，侍从武官招呼我们进去，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