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但11时我们参加官邸汇报出来，顾祝同也这样告诉我，我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指蒋)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话，纵然胡琏吹嘘，我是振兴十八军最适当的人选，他也不肯让我到十八军去。”我这样一想，危惧心理减轻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他为什么就立即答应胡琏的请求。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即或这支部队退守西南，也万万不可能发动起义。因为十八军不仅有许多蒋介石的特务严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军队去的人呢？万一他由此窥察出我的秘密，岂不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真使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原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队伍，因此王瓒绪打电报推荐我或国防部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任军长，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十八军军长的任命一下达，许多人前来祝贺，胡琏高兴之余，还给我拨了一大笔钱以为建军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称谢，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处。可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

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粮钱，再加上胡琏赠送的(事实是他给的十八军经费，我厚颜挪用)，经费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厅，见到了厅内的老同事们，他们说新任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备时，主张把重兵配备在芜湖方面，汤恩伯则主张把重兵配备于扬中方面，二人争论不休，汤恩伯不耐烦地骂:“你晓得个屁！”

蔡文治觉得受辱，以后在广州愤愤不平地撕下军服说:“我永世不再当军人。”

蔡离厅走了，现在厅长一职还虚悬无人接替。

我听他们讲后，立即想起我将离开三厅时，林蔚问我说。“郭厅长，你江防重点置于什么地区？总裁意思是摆在扬中方面。”

我当时立即理解蒋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为前哨。他真正企图是坚守上海，他仍将以总裁名义，指挥一切。这时我听说蔡文治与汤恩伯争论，就知道汤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