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切，被段祺瑞扶上台的大总统徐世昌洞然于心。2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到北洋政府急电:东方之事，当由日中双方协商解决，一定不要再提出与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见，并且要避免与日本代表团发生正面冲突。

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名利之争日趋激烈。在一次例会上，王正廷竟然与团长陆征祥并排就座。他认为自己代表南方，与陆征祥地位相当，应该享受联合主席的待遇。

顾维钧当即指出，这种座位变化必须改变，否则代表团的会议将没法再开下去。

顾维钧的心直口快很快便招来麻烦。上海《士林西报》指责顾维钧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亲日派首领曹汝霖的女儿订婚。

谣言使顾维钧勃然大怒。在参加和会前，顾维钧的妻子唐梅在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中刚刚病逝，并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顾维钧本来就是强忍悲痛参加和会的，谣言更让他认识到中国政治厚黑的一面。

这时的欧洲，瘟疫之后饥饿接踵而至。更为可怕的是暴力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起法西斯运动，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四处泛滥。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意大利坚持巴黎和会同意它吞并地中海战略要地阜姆港。意大利的要求遭到其它各国的一致反对。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愤而退出巴黎和会。

4月中旬，欧洲分赃基本完成，和会重心转移到讨论山东问题，西圆寺公望宣称，除非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它将拒绝签订和约并且不参加国际联盟。

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自然不会反对。一方面它们要寻求日本支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们与日本早已有密约在先。

日本的威胁击中了威尔逊的软肋，英法也对美国施加了压力，威尔逊支持了日本。

4月22日，威尔逊、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约见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威尔逊代表三巨头讲话，他说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然后再电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并称这是目前情况下所能寻求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最佳方案。

顾维钧代表陆征祥回答:“这个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况且这个方案只字不提日本归还山东的时间表。中国要求不是由日本而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

劳合·乔治打断了顾维钧的讲话:“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就制定的那个方案呢，还是采纳刚才所谈的方案？”

顾维钧这时再也顾不上什么外交礼节了，一下子跳起来说:“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

英法两国对日本的支持还有一层顾维钧没有预料到的用意。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英法一直希望日本能出兵西伯利亚，以策应他们在欧洲武装干涉苏俄。山东就成了英法日利益交换的筹码。

在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外交界的事情。一些同情苏俄革命的法国人组织了暗杀克里蒙梭的行动。不过身中六枪的克里蒙梭竟然没有死。不久日本驻法公使馆发生爆炸。西园寺公望在给和会的抗议信中说，法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这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所为。虽然顾维钧等人多次发表声明澄清，但谣言始终不去。这使他时常想起1905年一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因不能复国愤而自焚的朝鲜人。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朝鲜的覆辙！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旋即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也在审阅完发给代表团的拒签电稿后，命令国务院拍发。但徐世昌的决定被段祺瑞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