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作者：石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