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

，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66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得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