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许有关单位的人还没有出动。但这事只过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以后我是二进娃娃桥看守所，却是用汽车押送到劳改队的。

我连夜回到生产队，当天晚上写了检查，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呈交给了新任的永宁公社书记，随后乘车到江浦县城，通过县接待室将检查呈了上去。

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我以为有关部门看了我的检查就算了，可我太天真了，也太年轻了……

一切都早已在暗中进行，一切都不以我善良的意志为转移……

1969年底，一夜之间新街口、鼓楼地区的《大批判专栏》贴满了“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专栏，其更改板面速度之快，批判的火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但不知为什么，大批判的文章都没有涉及我本人。我所在的公社也对《知青之歌》进行了小范围的批判，可笑的是会议开始，公社书记叫大家唱一支歌，知青们唱的还是《知青之歌》。

我所在的母校五中也秉承上级的指示，开始在校内批判，并把我和《知青之歌》的情况向当时的《新华日报》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全面的汇报，批判运动正向深度广度发展。

这时一些插队内蒙古的五中同学感到事态严重，好心地劝我到内蒙古草原他们插队的地方避一避，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连累人，那年头躲到哪里都一样，我坚信“是福跑不掉，是祸躲不掉”的老语，十分不安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

一批“阶级觉悟高的人”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向当时的上海市委进行了汇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连夜下达。“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指示”要“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1970年2月12日，当时的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拿着张春桥的“令箭”派人来到南京五中，了解《知青之歌》的全部情况，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配合他们收集有关《知青之歌》的资料，向上海方面提供。

公元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霄节。在我下乡的村子里夜已深，我还没有睡。我下意识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把牙刷、牙膏、毛巾以及换洗的衣服塞进军用挎包，又轻轻地挂在墙上，把我和同学们来往的信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接着点起大火烧了起来，酸楚的泪水潸然而下。

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打房门。“开门！开门！”好几支手电筒的光照射在门上。我轻轻地开了门，一伙人像洪水般涌进屋里。“你叫任毅？”一个解放军问道。“是的”，我胆怯地回答，浑身颤抖着。“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我被戴上手铐，手铐发出“咔咔”的声音。手铐的齿深深地嵌在我瘦瘦的手腕上，双手一下子麻木了，我被推上车，汽车发动了，车前雪亮的光柱直刺远方。

1970年8月3日，一纸判决书呈现在我的眼前:

任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九年五月编写反动歌词《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毒害很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在拘留审理期间，尚能认罪。

从此拉开了“一曲知青歌，九年冤狱罪”的监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入狱，1979年1月5日出狱，我坐牢的总共时间是:差45天九年！

一切总算过去了，我诅咒那个时代！

摘自《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任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