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的知青小屋就在永宁公社以及相邻的永和公社的知青回城返乡必经的集镇上，因此南来北往的知青经过时，歇歇脚，喝口水，吹上一顿牛，发泄一下牢骚，自然很快学会了《知青之歌》，其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

麦收终于接近尾声，麦场上的夜晚静寂无声，队长安排我值夜看麦场。许许多多的本公社的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我们坐在堆麦子的院场内，四周高高的麦垛，凄白的月光映照着大地，也映照在我们知青身上。我弹起了吉它，如泣如诉的《知青之歌》在夜色中响起，委婉动情的歌声诉说着我们的遭遇我心中的无奈，一曲歌罢，听的人，唱的人都已泪水滚滚，几个女知青竟然放声大哭。

1969年下半年，我回南京探亲。短暂几天，不经意地听到《知青之歌》的消息:学校的学生在唱，军校的营房里军人在唱，工厂里青工在唱，就连我的妹妹也在唱，当我问她这是什么歌时，妹妹一句:

“连这个歌都不会唱，你真成‘二哥’了！”她不会想到，创作这首歌的正是她的哥哥，我没有告诉她，假如告诉她，也许舌头要伸出去一尺长。

两个月的时间，仅仅才过两个月，这支歌像长了翅膀飞向长江南北，飞向黄浦江畔，也飞到了遥远的北大荒。这是当初创作时万万想不到的结果。我的心里感到紧张，担心接着升上心头，那几天的南京生活不知是一个什么滋味。

小船鸣着汽笛，继续向前开着，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空气中弥漫着一阵一阵柴油的气味，直呛喉咙。突然，“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的《知青之歌》在船上响起，那不是我们五中的同学，是南京知青。

回城后的情景促使我上去询问:

“喂，同学，刚刚唱的是什么歌？”

“你是不是知青？”一女生诧异地抬起头问。

“我当然是知青了！”我回答。

“是知青，怎么不知道《知青之歌》？”

“我们村庄太闭塞，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噢，原来如此，你真快成了‘二哥’了！”说完几个女知青一阵大笑。

几个月后的一天，隔壁邻居小耿送来一封信，那是我们班上有限的几个身有残疾留城的同学中郑剑峰的来信。拆开一看，我像挨了一闷棍，一下子坐在床边，痴痴地呆住了。

郑剑峰在信中告诉我:《知青之歌》已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当天下午，我关上门一人静坐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四点钟的到来。

我打开收音机，尽量把声音调到最小，找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大概波长等着。此时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拨收音机的手直发抖。莫名的大汗浸湿我的全身……“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悦耳的悠扬的音乐响起，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那经过配器，增加了和声的男声小合唱，把这支歌唱得十分完美，十分动听。我学了三年俄语，历来欣赏苏联歌曲，欣赏苏联歌曲的小合唱，这歌竟比我听过的所有苏联歌曲还要好听。

歌曲停止了，余音还在耳边回响，可脑中突发出来的各种想法搅和在一起，乱得令人心烦。此刻的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眼泪不禁也掉了下来。那时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人为地树立的两大敌人，而且是不共戴天，誓不两立的死敌。既然敌人支持了，我们当然就要反对。我突然感到我的小命已经系在一根十分脆弱的丝线上，不知哪一天丝线断了……

我决定自首，当我背着军用书包——那里面放着替换的衣服和日常的生活用品——一个人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时，一个年长的老公安接待了我。在问清了我“来坐牢，来吃大锅饭”的事由后，不禁沉思起来，许久许久才说话:“大锅饭就那么好吃吗？丁玲你知道吗？

写了那么多反动的东西也不是没坐牢吗？你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要坐牢，这坐牢也太容易了。”他让我回去，叫我不要想那么多，直把我送到内桥附近的车站，目送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见他鬓脚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