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决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统筹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云南知青先行一步，掀起了返城大浪潮。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此信得到了该场300多名知青的联名签署。“联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扣压，农场领导甚至要求邮电代办所对签名者的信件往来情况进行检查。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绝食、卧轨等过激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同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他的联名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知青的“联名信”。此信很快转到邓小平的手里。12月2日，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

12月12日，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这几次讲话和指示总的精神是: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这些指示，从大局出发，采取积极的方式，为解决知青问题指明了方向。若干年后，发动写联名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同意知青选派部分代表赴京，并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一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配合下，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留场等办法，使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复了稳定。

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255万人，1979调离农村的达到395万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就业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只停留在原有思路考虑问题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0月4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的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果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此后，知青经费由主要用于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逐步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原载《党史纵览》200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