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恢复高考制度作为一个突破口

早在1975年下半年，正在推动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就主张“从中学生里挑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还批评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极“左”。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批判为“妄图腰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本人则被诬蔑为“‘拔根’复辟的总代表”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后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就是著名的“八八讲话”。9月19日，邓小平专门找来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了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对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导理论的“再教育”理论也是一个间接否定。

与此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恢复高考。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八八讲话”中他又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九一九讲话”中他又专门谈到招生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他还对招生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恢复高考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另一方面，它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了7年之久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使许多无“后门”可走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离开农村。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半数。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其中知青7．9万人。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入学人数猛增至27．1万人。

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客观上加快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步伐。

主张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即掀起高潮。仅在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就有155．6万名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从1967年至1976年，共有1400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多数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发起人和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曾于1973年4月25日、1976年2月22日先后两次作出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固有的矛盾等原因，知识青年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一度成为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等五大老大难问题的头号老大难，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当时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无奈地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另一位负责组织人事的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这些都表明，知青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着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在知识青年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中央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以至于当时一位西方学者断言:“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