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袁世凯只看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某些不足，而无视或者说忽略了这一制度的绝大优点，因此，他在利用政治会议召集约法会议，并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制定出《中华民国约法》之后，满以为解决了当时引起国内外人士普遍关注的权威丧失问题，殊不知，恰恰是这一“名为隆大总统之权，实以重大总统之责”的“袁记约法”从根本上葬送了袁世凯的政治前程，奏响了他政治上必然死亡的序曲。他在公布这一约法时曾乐观地预测:“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30]似乎政治问题已彻底解决，剩下的只是建设问题了。

“袁记约法”的最大特点，是完全废除责任内阁制度，“行政已达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参政院亦仅仅成为大总统“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装饰性机构。[31]但新的约法对大总统的产生与任期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以较为含糊的方式肯定了总统终身制的可能。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做法，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似乎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不得已的行为。因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民主自由思想传遍中国，旧的制度几乎彻底破坏，而新的规则尚未确立，一些“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32]政府权威丧失殆尽，社会信仰混乱不堪。当此时，加强政府权威，重塑社会信仰，甚至采用强人政治强化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无疑都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既要循序前进，又要适时而止，太慢了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太快了则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引起社会动荡与混乱，过犹不及，难以收到预想的效果。而作为最高决策者，不仅要认识到变革、发展的必然性，更要知足而适时而止，既不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也不为一时的顺利得手而陶醉。准于此，我们看到，袁世凯在排斥了国民党这一重要的制衡力量之后，自以为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大肆变更政治体制，显然犯了盲目乐观的大忌。更有甚者，袁世凯将总统变为至高无上且可终身的地位，这一做法本身势必导致两个重要后果，一来和民主共和体制下的社会心理不合，即便那些原本想辅助他使政治走上轨道，做些建设事业的人如梁启超等也因为这一举措而疑心却步。[33]二来毕竟迎合了旧势力，使旧派人物很自然地联想到，既然共和国的总统可以实行终身制，哪又与帝制有什么不同呢？而且，由于帝制更加强调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帝制复辟可能更有助于政府权威的重建。“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34]这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袁世凯新约法的一般性看法。

不过，从袁世凯此时的心情来说，似乎还没有帝制自为的迫切需要和迹象，他不仅向他的心腹如冯国璋等人反复陈说变更国体实无必要:“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利无所不足，何故为此？”[35] “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余对于诸子，纵以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36]这些话可能有些不实的成分，但我们对此也不应一概视为欺人之谈，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世凯此时的矛盾心理。而且当有人倡言帝制复辟的时候，袁世凯批令内务部严厉查办，并要求内务部“痛告若辈……以明共和政体之真意，而正全国之人心”，声称“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37]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不坚决。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的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他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他既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38]也曾在帝制失败后坦然地承认“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39]这种貌似矛盾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袁世凯选择帝制的错误之由，那就是本可以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的袁世凯，由于不知适度与自足，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冤乎？悲乎？恐怕二者兼而有之！这种现象不只是袁世凯的个人评价问题，而实际上关涉到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试验与前途，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走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