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当此帝制与共和两个时代交递的关键时刻，他确曾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既使中国有效地避免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通常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流血斗争，又较为平和地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原则迅速在中国得以确认和确立。他本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是不多的杰出政治家，本可以成为他曾经期望成为的中国的华盛顿。[1]然而，由于一念之差，由于传统文化意识的深刻影响，由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其晚年帝制自为的一幕丑剧，使他本可辉煌灿烂的一生黯然失色，使他本可获得名垂青史的美谥一夜之间变成遗臭万年。当书写的历史不得不再次提到他的时候，差不多无不予以全盘否定。在人们的心目中，袁世凯只不过是一个利欲熏心、狡诈阴险的小人，他给人们的形象自然只能是反面的。

其实，平心探讨袁世凯在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固然带有中国传统社会旧官僚的一般特点，但也不可否认有其值得称道与肯定的地方，否则便不足以说明他何以能成为当时强有力的人物，更无法解释他何以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如依传统的评论过于强调其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等手段，似乎过于看重了个人的作用，而低估了人民群众、国内外舆论，特别是革命党人的认识水平。因此，实事求是地描述袁世凯的真实形象，不仅有助于重建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说明个人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拟全面评价袁世凯的一生，只仅仅截取其帝制复辟之前的一个片断，以期认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

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传统的评论在谈到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表现时，几乎无不认为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并进而成为“窃国大盗”。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作为总体评价，显然忽视了在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思想演变的真实轨迹。

确实，袁世凯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正像他早年投机维新事业，一度成为晚清政局中最具有维新头脑的封疆大吏，转而又亲手扼杀、葬送了维新事业一样，他对共和主义的倾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一种投机的意味。尽管在辛亥革命前夕，袁世凯也算得上清政府中的开明人物，也曾一度萌发取清朝而代之，称王称帝自开局面的设想，但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之后，袁世凯的本能反应是宣布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决不是革命党人，他虽然待价而沽，不愿轻易出山，但那只不过是他与清王朝讨价还价，属于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本质上他依然拥护清廷，并不希望革命党人获得成功。

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由于清廷久已失去人心，缺乏应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民主共和的观念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当袁世凯获得清政府中央军政大权之后，虽然一度期望以君主立宪的承诺换取和平，但事实上已根本做不到。清王朝的最后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当此重要的历史关头，“向来明达”如袁世凯者，[2]面前仅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成为清王朝的殉葬品，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要么顺应历史潮流，背叛清王朝，拥护民主共和，为重建中国而努力。经过审慎地盘算与度量，袁世凯毅然选择了后者，以清廷内阁大臣的身份转而对付清王室，促成和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替，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所能做到的贡献，至少在最大限度内减少了战争的损失和无辜的牺牲。

诚然，袁世凯由君主立宪的真诚拥护者转而倾心民主共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灵上的激烈冲突。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黄兴两位领袖对袁世凯必将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再三承诺，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对旧官僚出身、一心想成就一番大业的袁世凯起到相当的诱惑作用。因为他坚信:“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3]只有掌握了权力，“假以时日”，[4]才能从容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成就自己的事业。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权力的诱惑对袁世凯来说毕竟有限，一来他清楚地知道，孙、黄等少数领袖的承诺并不足以完全相信，即或他们的承诺出自真诚，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有把握左右革命党人的政体看法。事实上，当南北议和正在进行之际，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无论南方政府怎样解释，这一事实本身至少可以说明共和国总统宝座对袁世凯的诱惑力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他既然对他能否顺利地通过选举当上共和国总统“抱有相当的怀疑”，那么便可以断定他转而拥护共和并不完全取决于对权力的追逐。况且，此时的袁世凯在清廷的权力结构中已拥有绝对的势力，如果仅仅出于对权力欲的满足，他似乎不必迈出有可能承担“背叛诺言和国家长久分裂”罪责的危险一步。[5]二来聪明如袁世凯者，当然知道民主共和体制下的总统既不可能世袭，且有政党政治的掣肘，日子可能并不好过。因此，如果说权力的诱惑力对袁世凯转向共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话，恐怕权倾九鼎的清廷内阁大臣比共和总统更有力量。

在袁世凯由君主立宪转向共和主义者的过程中，革命党人的承诺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恐怕来自这样两种因素:

一是袁世凯和他的谋士们深知，民主共和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人虽然尚没有亲身经历过民主共和的幸福与苦果，但在近期的未来，中国一定要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当此历史洪流滚滚而来之际，如果仍以君主立宪顽强抵制，不仅不能得到预想的效果，恐怕连清王室的最后利益也将丧失殆尽。唐绍仪说:“查民军宗旨以改造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此次和议一辍，战端再起，度支之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裂必乘，宗社之存亡莫卜。”[6]清政府陷入要么宣布共和，要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两难境地。

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作为清廷内阁大臣的袁世凯“忧心如焚”，他“内察民情，外观大势”，清楚地知道，“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为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建议清廷从速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定大计。[7]换言之，此时的袁世凯已深知抵抗无益，只有赞成共和才是唯一的出路。在某种程度上说，袁世凯的这个建议已表明他不可能做清王朝的殉葬品，他相信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是拿共和与帝制相比较，袁世凯承认前者无疑优于后者。他在清帝退位之后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8]这些话应为袁世凯当时的真诚想法，不应当以口是心非而对待之。因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观察，除了清王室的极少数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坚决反对共和制外，整个中国恐怕已很难有人不承认共和政体优于帝制专制。民主共和已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就连先前和之后竭力主张君主立宪的那些人，在当时也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共和。如杨度等人在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时说:“革命事起，东南十余行省已在共和旗帜之下。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实行共和。……夫使君主立宪尚可救今日之危亡，则度等素持此义，岂至今日而反昧然？特以时势所迫，断不能以党见之私，召瓜分之祸。且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彼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在人民希望君主立宪之时，则主张君主专制；于人民希望民主共和之时，又主张君主立宪。既不能于未革命之先实行宪政，预消革命之萌芽，乃于既革命之后，又复反对共和，忍以皇室为孤注，拥护二百年一姓之私产，甘弃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何其本末倒置若此其甚乎？”[9]如此说来，袁世凯由君主立宪论者转而成为共和主义者，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袁世凯成为共和主义者的事实，并不是我们今日刚刚发现。事实上，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前后对袁世凯的赞赏与推许，已包含有肯定袁世凯思想转变的成分。1912年5月，有记者向孙中山问道:“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孙中山明确回答:“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10]说袁世凯“鼓动共和久矣”显然与事实略有误差，带有一种故意推举的成分，但承认袁世凯已转变为共和主义者，则是孙中山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