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证据公布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宋案的矛头指向了北京国民政府总理赵秉均。

说到这个赵秉均，只要说一件事就够了:武昌首义后，袁世凯与南方暗通关节，双方协议袁世凯退兵，清帝退位，南方则拥袁为总统。当年作为袁世凯的代表进入宫中，逼迫隆裕太后同意让位的就是这个赵秉均。

不出所料，赵被推出，袁立刻就成为千夫所指。虽然时至今日，没有任何法庭判决表明袁氏与此案有关，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上，袁并没有被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主凶。但由于赵的推出，袁作为主凶似乎已经逃无可逃了。现在的历史书事实上也都是这样认定的。

大家知道这些材料的威力了吧。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程德全等在公布这个材料的时候面临的艰难选择。一边是最有势力、集军权、政权和财权于一身的民国大总统、自己的顶头上司袁世凯，一边是所谓舆论、民意和司法公正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程德全等人选择了后者。

看看程德全等人的选择，再想想我们身边，在尊重舆情民意和司法公正上，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戏还在不断上演。

公布证据的举动让袁世凯大为光火，但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面对这样的举动该怎么办呢？

撤职？镇压？查封？都没有。

这些行动强人袁世凯其实都有条件做出来，按照他日后的行为推断，他也可能事实上很想做，但是他为什么没做呢？

有两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轻飘飘的字眼:宪政。

就是这两个字横梗在他的面前，即使强横如袁世凯，在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办法跨过去。

民主共和国的第一要义就是施行宪政。在民初，宪政思想已经成为各类精英阶层的共识，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思潮。在宋教仁被送入医院，自知不起之时，他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份电报请求袁世凯，期待袁氏能尊重和维护刚刚诞生的民国宪法:“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国民党人高举宪法旗帜，而即使是象袁世凯这样的旧式军阀，也不敢公然宣称反对宪政。事实上袁本人就是在宣誓尊重和遵循民国宪法的前提下成为总统的。在其后，一旦袁推翻宪政，自立为洪宪皇帝，立刻就众叛亲离，临死前叹息道:杨度误我（杨度力主袁氏称帝）。

宪政要求司法独立，司法秉承法律的精神公正审判，并不受任何势力的左右。于是，虽然袁世凯对公布证据导致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非常恼火，但是他还得依照宪政的要求来处理。

于是，他命令北京的司法部，通电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之权，认为这样是干涉了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