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士饴比较，他们同时考取清末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他是第二名；在清朝最后的袁世凯内阁里，梁是邮传部次官，他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在民国史上以“财神”著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完全不同，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仍然不脱书生气。梁城府很深，从不流露真感情；杨容易动真感情，对袁世凯他是真心想感恩图报的。

杨度组织筹安会，梁士饴马上授意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与筹安会争妍斗胜，甚至比筹安会更直接，声势更大，十三太保中的显赫人物如段芝贵、袁乃宽等都参加他的联合会。如果说筹安会还只是以研究政体相标榜，请愿会则是一个实际劝进的团体。

在杨度为同时代、不同政见的友人所写的挽联中，我们也依稀看见他作为书生的一面。他对朋友、老师的情感，他的才华都毕露无遗。他的老师王湘绮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与杨度虽然政见不同，却也算得上是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所抱的军国民主义，必须假手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有所作为。因而每与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论政，“如水乳之调融。”

1913年10月，蔡锷“自请解兵柄为天下先”，到北京后“与杨度过从甚密”。 当帝制论出来时，袁世凯对蔡锷甚忌，派人监视，但蔡“夷然如平日”，杨度等也说和蔡锷“有乡谊，且持论夙合，必无他”。“袁疑稍释”。蔡锷在他的遗嘱里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对他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时杨度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正被通缉，所以这份遗嘱就隐而未发，不知杨度是否知道，但他在得知蔡锷的噩耗后写过一个挽联，极尽悲怆之至: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创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1916年4月10日，洪宪帝制行将落幕，杨度备受各方攻击，他在向袁世凯请求辞去参政院参政一职的辞呈中说:

“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文中把自己的心迹比喻为“中天之月”，清澈明亮。又以德国毕士麦（今译俾士麦）和古代的周公、孟子自况，依然是那么高傲、那么自命不凡。20日他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而且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反对要求“元首退位”。

5月1日，他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记者说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