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连续发表长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 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学说，倡导政治革命，对西方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等介绍非常详尽，指出“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虽然显得有些乱，但还是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线索。他的理想是:

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对内--富民 对外--强国）

具体途径为:

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也就是说他主张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富民强国。他的结论是“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以成”，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制度。

他还在《中国新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君主立宪的文章，主张速开国会，国民自己负起立宪责任，反对开明专制，也不赞成由清廷立宪。他认为清廷是放任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前途应该寄望于人民。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倡导政治革命，认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舆论的力量就够了，以国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杨度的君宪论“虽欠正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急不徐，引人入胜”，当时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近百年后再回头看他的这些主张，我们难道有理由认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的政见是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湘绮作过修改后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1908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当场答复他们的数十条质询，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表示要主张到底，“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引起朝野注目。这也是他和袁政治上结合的开始。

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这一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禁止后，他继续在京城宣扬立宪、伸张民权。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时间表，以九年为期。杨度因此备受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虽然他公开声明对此他“未尝参与一字”，但他又为君权特重的规定作辩护，结果为立宪派、革命党双方所不容。在以后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就销声匿迹了。袁世凯被黜后，他在朝廷也失去了靠山。

1909年他上奏请厘定君民的关系、行政立法的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作为宪政实施的宗旨，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不久他就请假回乡，直到1910年资政院将要召集前才回京。在

国会请愿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他才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奏请立即召集国会。他列席资政院开院大会，说明他参与起草的新《刑律》，是当时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

国事共济会

在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河南彰德，成为袁的一名幕僚。在随后的袁内阁名单里，他曾是学部次官（副大臣）。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自认为可以居中操持一切。

11月15日，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宗旨为“使以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