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向资政院上陈情书，建议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清廷与革命军都应服从决议。

资政院曾三次集会讨论这一陈情书，由于议员们有分歧，更因为南方的反对，云南都督蔡锷就曾通电反对，《民立报》斥之为无聊的举动，所以没有结果。杨度后来自述这段经历“然其时全国鼎沸，选举难行，国会无由成立”。他们试图通过国民会议迅速解决时局的计划流产了，只得于12月5日宣布解散国事共济会，改变方式，直接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黄兴电复汪精卫，请他转告杨度，如果袁世凯能迅速推倒清政府，就推他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因此加派杨度为参赞，随议和代表唐绍仪南下上海，秘密斡旋南北议和。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杨度和黄兴的关系通过他们所带的国民会议方案。

按照杨度的设想，只有经过国民会议，袁世凯才不会背上篡夺的恶名；只要袁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暂时不必计较总统还是皇帝的名义。他离京南下前，就在京、津向各方面说明，到上海后还派人向各省游说: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不料一语成谶。

1912年3月，他和北京新闻界人士、一些原资政院的议员成立了共和促进会，转而支持共和。有人说他如果真的认为共和不适宜于中国，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和梁启超一致，力持君宪主义，却是推倒清廷的内幕人物？他后来解释是满、汉情感既裂，已无弥合的余地，只有另造君统。又说“予在大总统幕中，亦不得已牺牲予平日宗旨，勉强与赞助，以免一时危亡之祸。”他的政见前后是有过一些变化，但大体上说他还是个君主立宪的信奉者。

《君宪救国论》

1915年3月，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杨度举荐的）密呈袁世凯，因为他早已通过这位同门窥见袁称帝的野心了，所以才投其所好，想一言为天下先。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其实，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和袁世凯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这才能解释杨度一直未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他率先提出君宪救国论得到袁的赞许，只不过是起到了为袁称帝造舆论的作用而已！在共和都已出现的中国，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诚然是历史的逆流，但这个人不象一般政客毫无政见，一切从现实利害、升官发财这一角度考虑问题的，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他的某种理想在内。

筹安会

8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报》公开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其实已在《君宪救国论》之后。不久杨度等六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此后帝制论甚嚣尘上，短命的洪宪帝制呼之欲出。

这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党人，孙毓筠和杨度关系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潜入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下狱，杨度驰书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过他。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安徽都督，也是个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