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瑛与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岁就参加华兴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被捕下狱，在狱中还指挥革命，豪气干云，是个传奇式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一出狱就自立为武昌军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在烟台当山东都督；李燮和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是后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组织光复军，对上海独立贡献很大，孙中山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刘师培是著名学者，精研汉学，参加过同盟会，编过《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也出卖过革命党人。严复学贯中西，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而闻名于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交情很厚。事后他说自己列名发起人，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杨度和他纵论时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的见解。不久，报上出现筹安会的发起书，他也在其中，他称这“何异拉夫政策！”人们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辩解，对这位中国留学界先觉的失节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六人中杨度是个关键人物，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一直没有放弃过，从留学日本时期到洪宪帝制的破灭，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贯的。所以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中还是他比较可以理解。

杨度在有一万八百十一人签名的《筹安会请愿书》中提出国体问题应立即付诸民意机关表决，再以国民会议通过宪法。比起辛亥革命之初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有所变化，但力主以民意方式促成帝制则是一贯的。

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君主立宪本为予生平唯一之政见”，“与从前国事共济会之宗旨略同”。“至于鄙人宗旨，于'君主立宪'四字，一字不可放松。立宪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国本，鄙人所反对也；君主而不立宪，必不足以伸民权，亦鄙人之反对也。”表示他言行一致，从清末以来就抱定这一宗旨，十几年如一日。只要君主立宪成功他本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将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为一生之责任”。

事实上，筹安会出笼后，梁士饴紧接着就策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筹安会也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10月杨度就放弃了筹安会这个牌子，改组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筹安会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

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却自信自己有开创之功，新朝宰辅非他莫属。当袁世凯赶制龙袍时，他也向远隔万里的巴黎订做首相新装。新装还没制成，洪宪帝国已经夭折，这些衣装至今还存放在巴黎。

毕竟是书生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湘绮称他是“书痴”，在《湘绮楼日记》里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这则日记写于袁世凯称帝时）他自己写诗也自称书生，有“书生襟抱本无垠”等句。胡汉民说他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甚勤”。还有人说他“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风。” 这些材料都提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形象。

今天我们再读他的《湖南少年歌》与《黄河》歌词，依然能够感受到少年书生的意气风发。《湖南少年歌》是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传诵一时，对湖南青年影响尤大。诗中自述“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号召“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其中也引用了两句因此而脍炙人口的诗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他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他的身上缺了些英雄气，多了些书生气。在和梁士饴等形形色色、老谋深算的官僚、政客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某些书生本色，在袁氏当政的民初政坛上他也从未出任过什么有实权的要职。1913年9月，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原拟杨度出任交通总长，杨还想推荐蔡锷为陆军总长，但梁士饴从中一作梗就没有成功，让他改任教育总长，他则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拒绝了。袁世凯也仅仅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所以纵观民国以来的几年，他是颇为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