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作为后极权主义威权统治者，他对待对政权本身发起挑战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是严厉打击的。苏联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初是为了抗议官方对斯大林的重新美化和终止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自由化，但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唯一的共同点是对苏联的政治高压不满，要求民主和自由。

西方国家当然乐于看到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因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亲西方:罗伊·麦德维杰夫因为全面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主张复兴和革新列宁主义，把苏联社会主义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萨哈罗夫则主张把苏维埃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因而被称为“社会主义自由派”；而索尔仁尼琴则呼吁恢复君主制度并且具有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因而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反对派”。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斗争也十分激烈。③

持不同政见者自然遭到了来自官方的镇压与迫害，采取的措施有:集中批判，动员理论研究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集中的口诛笔伐；分化瓦解，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同情者们分化；限制自由，对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限制其言论或活动自由，降低其影响力；驱逐出境，逮捕、或者关进精神病院。应当说，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只剩下那么几十个人了”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的活动都已转移到苏联国外。

虽然从表面上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其潜在影响力却是非常巨大的。苏共自身政治号召力的下降，官员腐败特权现象的发展，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力发挥了与其自身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作用。普通苏联群众甚至苏共党员，都暗中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从流放地和国外归来时，他们受到了群众英雄般的欢呼。

第十一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和老人政治

一个非民主国家，其官员的进身之路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确定的，而是通过自上而下选拔确定的。因此，选拔自己认为亲近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人当自己的副手，是最一切非民主政权统治者的选拔规律。在这种体制下，所选拔的官员的名望、品德、口碑和才干是否能够被大众认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民间向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

虽说独裁者们在选拔干部时也要注意一下其品行和才能，但那都是次要因素，至关紧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忠诚；而被选拔者的才能，也必须不能给独裁者带来威胁，否则就会招徕杀身之祸。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出现的两位杰出的年轻活动家:中央书记阿·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沃兹涅先斯基。他们二者才干是如此杰出，以至于斯大林曾经表示:等自己退休后，应当让库兹涅佐夫继任自己的党的总书记职务，沃兹涅先斯基继任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而当斯大林说出这番话，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离死不远了，因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打算退休，更不会容忍一个能取代自己的人存在。果然几个月之后，两位杰出的年轻人，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因“列宁阁勒案件”而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在无情的拷打与审讯中，沃兹涅先斯基崩溃了，如同布哈林当年一样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而库兹涅佐夫则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说:“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结果，他被打断了脊椎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代那种残酷的宫廷政治已经被一种温和的斗争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物，采取的是打发他们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或者打发到遥远的国家担任大使，到了退休年龄的则打发他们体面退休。无论是前面提到过的谢列平，还是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都采取了这种方式。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个性使然。

不过，虽然手段不同了，但领袖选拔官员的准则却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身边自然地聚集了一批曾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同事、部下和朋友。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

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地排挤了很多党中央和政府中他所不信任的人，换上“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的成员。这些成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吉洪诺夫，他不仅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的校友，1979年柯西金被迫辞职后，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也是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前面提到过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部下；克格勃第二副主席齐涅夫，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也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主要助手；内务部长谢科洛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时期的1983年12月13日，谢科洛夫因贪污受贿而被褫夺军衔、开除出党后，吞枪自杀）；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主要助手，后来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

在给大量亲信委以重任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在逐渐排挤他不信任的人。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柯西金、沃罗诺夫……一个个都被他排挤掉、继而销声匿迹了。苏斯洛夫只醉心于“灰衣主教”理论家角色，对勃列日涅夫权势构不成主要威胁，并且苏斯洛夫派系自身有相当实力，因而二者虽有过龃龉，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动他。正如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私下发表感慨中说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由于勃列日涅夫实行干部任期终身制，导致其后期整个中央领导层年龄的老化，主要领导人均已年过七旬。1981年3月苏共第二十六大上选出的政治局14名正式委员中，平均年龄为75.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谢尔佩83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也接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库兹涅佐夫81岁。

最高领导层的病态和老化的特点，在每年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群面颊干瘦枯黄、病入膏肓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列宁墓上，忍受着寒风的折磨。当苏联人看到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被助手们吃力地扶到讲台上，发表断断续续和含混不清的讲话时，人们在厌恶的同时都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当时苏联群众流行一则名为《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笑话来讽刺老人政治。这一则笑话里，会议主持人庄严地宣布:代表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大会开幕！”接着，主持人宣布第二项议程:“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抬进来！”第三项则是“请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等高层统治者却依然相信来自下级的报喜不报忧的“成绩”。他们“有些傻气地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中”，看不到身边隐藏的巨大危机①。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对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盲人已经全然失望，党和国家的一切中期和长期计划都无人关心和承担，各级机关的官僚们都采取了专制制度下政治过渡期间最常采用的办法:等待新的政治领导人确定方向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施密斯:《苏联政治》）。1981年12月，列宁格勒的《阿芙乐尔》杂志突出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本杂志的第十二月号封面上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而内容部分刊登了一段极为敏感的文字:“我前天听说他已经去世，我坦率地承认我感到非常喜悦和骄傲。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不过，我希望我们不用等很长时间。”这段话显然是影射勃列日涅夫的，因而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②。

1982年9月底，已经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来到阿塞拜疆共和国首府巴库视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因为多次中风的影响，他的智力和体力都大幅下降。当勃列日涅夫出席当地党组织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时，勃列日涅夫照例发表讲话，整个苏联都在观看他讲话的电视直播。当勃列日涅夫照着讲稿念了几段之后，大厅里的人们都骚动起来，原来因为助手粗心拿错了稿子，已经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却根本没有发觉。一阵紧张之后，一位助手跑上台来把另一份讲稿交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窘态，而是平静地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说完，他又庄严地念起了新讲稿。④此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向他一步步逼近了…….

一个月之后的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病入膏肓的老人，目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仅仅三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刚刚起床的勃列日涅夫突然昏倒在地，随即永远告别了人世。一个以他，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