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败的统治下，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逐渐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腐败的深度、广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是斯大林时代腐败的继续深化和发展。“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的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特权制度把苏联社会分为“他们”（上层）和“我们”（下层），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他们”（上层）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①。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致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缺乏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败坏了社会风气，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⑧。

早在斯大林集体化时代，由于集体化冒进政策引起的大饥荒（导致800万苏联人饿死），苏联出现了群众大规模地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为此，斯大林用恐怖对付盗窃。他于1932年8月颁布了那条著名的命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民间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仅从1932年8月到1932年底不到四个月时间，就有55，000人依照本法令被判刑，其中2，000人被处决（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也是这一年，斯大林指着自己自杀的妻子满满一抽屉的钱问道:“她还需要什么呢？她要什么有什么。”）

由于斯大林体制下工人阶级普遍缺乏真正的主人翁责任感，大规模的盗窃始终是令苏联领导人头疼的问题。而当苏联历史演进到勃烈日涅夫时代，统治者再也不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措施了，“五穗法”被废除了。在上层社会腐败的示范效应下，下层的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到七十年代，苏联全国私人轿车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燃油是从国家盗窃来的，某些地方这个比例甚至高达80%；莫斯科、列宁格勒、奥德萨等大城市的民警机构也曾经公开表示，这些城市的工人中有“相当普遍的小偷小摸行为”（《消息报》，1977年11月17日）。在专门为特权者提供服务的商店“莫斯科一○○号”经理上任时，他的上级不是对他表示祝贺，而是说:“偷吧，尽情地偷吧，我知道你一定会偷，一年时间足够了……等你偷够你和你家人的生活费用，你就进监狱给我当替罪羊”（《文学知识》，1988年，《石棺》）。

第七节:不可避免的政治衰败

独裁制度一般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相似，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个体意识尚未觉醒，民主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二是这个国家经历长期的深重灾难之后，一部分劳苦大众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比如一战后的德国、俄罗斯、意大利，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七十年代的柬埔寨、伊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阿富汗。极权统治者一般依靠这部分群众的拥戴上台，政权稳固后就胁迫其他社会成员，剥夺他们的权利。极权统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当时社会一部分群众的，因而被赋予神圣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实际上却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目标往往是统治者人性阴暗面的肆意释放，是狂妄的、反人类的。极权统治者让群众忍受苦难，付出牺牲，则被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极权统治下，群众必须承担无穷无尽的苦难，而统治者则开出一个个令人兴奋却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极权制度只产生于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电报、电话、广播、汽车、火车等现代化技术的发明，以及热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导致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导致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区域，“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力差距迅速扩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其不利于被统治者的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大刀长矛对镰刀锄头变成了机枪大炮对镰刀锄头。在这两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统治者的武力反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这个国家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并且在现代化面前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就极容易导致极权政体的建立。

极权主义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体。凡是极权主义肆虐过的国家，无一不遭到一场巨大浩劫。由于极权主义是依靠一部分群众拥护上台的，并且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所有极权主义国家无不拼命加强这一优势，“要大炮不要黄油”，勒紧裤带搞军备竞赛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稳固性与严密性都达到人类几千年以来历史的极至。

不能说极权主义没有一点优越性。由于极权统治者彻底地奴役了所有人，因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完成极权统治者的一个或几个目标，从而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人民群众付出的、千百万人的血的代价，在极权主义者眼里，就像是踩死一只小小蚂蚁那样不值一提。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者是一些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们深深理解权力的秘密，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总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歇斯底里的拥护与爱戴，这种状态半是麻醉，半是羡慕。同时，极权统治者也可以骗来绝大部分人的好感，并且把任何敢于怀疑挑战他们的人送进坟墓。人们在极权统治者的奴役之下，除了如醉如痴地爱戴统治者，或者是战战兢兢地生存下去，别无选择。那些歇斯底里的拥护者们甚至甘愿为这个“救世主”去送死，死前还感到无比幸福。从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以及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我们发现了这些甘愿被奴役者死前喊的口号是多么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