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自列宁之后的第一次集体领导”

勃列日涅夫能力平庸，政绩平平，个人威望也不够。在其他强势人物如苏斯洛夫、谢列平和柯西金等人的压迫下，苏联实现了苏联历史自列宁之后的上第一次“真正的集体领导”（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当然，勃列日涅夫善于与人合作以及缺乏主见的性格特点也促成了“集体领导”的实现（多勃雷宁:《信赖》）。在决策中，如果他的意见与政治局多数人不同，他往往乐于放弃自己的意见；在国防、外交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上，他一般不直接下指示；在书记处、政治局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几乎从不首先发言，如果政治局成员间有分歧，他宁可把问题放一放再研究。③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很多提议都被否决，本人也多次受到其他领导成员的批评。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他正是苏共中央机关权力斗争的积极参与者与胜利者，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幕后斗争的本领，要实现这种胜利是不可能的。勃列日涅夫性情温和，他在不动声色地清除掉了所有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之后，不再象斯大林那样从肉体上消灭失败者，也不象赫鲁晓夫那样把他们归于反党集团，让他们在政治上出丑。他采取了更温和的政策:调任他们担任无关紧要的部长，或者到遥远国家担任大使。无法打发到国外去的，也都让他们以健康原因体面退休③。

但是，勃列日涅夫能力也是有限的，他是个典型的行政技术官僚，而不是职业政治家，他既没有鲜明的个性，也始终无法做到象斯大林那样的“个人专断”，甚至无法做到赫鲁晓夫那样的“唯意志论”，尽管他的后期也曾经尝试这么做。勃列日涅夫没有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那样经历革命与内战，他是沿着权力的阶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在苏联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中，这样的官僚只能有一种选择:磨平个性、处事谨慎、见风使舵和不敢冒险。这种角色特点决定了他缺乏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乐于墨守成规。勃列日涅夫虽然取代赫鲁晓夫，但执政初期并未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做过大的修改，这不是因为勃列日涅夫赞同赫鲁晓夫，而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为这个国家制定合适的政策，因此前任的政策成为了他仰仗的东西。不过，勃列日涅夫还是做了些小改动的，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实行了“柯西金改革”，随着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惧怕改革带来的动荡，柯西金改革半途而废。不但是勃列日涅夫，而且整个当时苏共中央领导层也都如此:当七十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提出因自己已病入膏肓而打算退休时，得到的是政治局其他同样病入膏肓的老人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集体领导”是排除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的“集体领导”，归根结底仍然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一群人说了算”。比如给苏联无数家庭带来痛苦、成为苏联“流血的伤口”的阿富汗战争，甚至在提交政治局讨论之前，就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四人决定了。苏联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仍然只担任一个橡皮图章的角色，在实际的决策中根本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第三节:粉饰太平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勃列日涅夫作为平庸的党务工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甚了了。在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还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口气不要太大，我既不是导师，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②。他还常常要求删去摘自经典著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①

随着权力的巩固以及开始立意培植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也开始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模样。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陆续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树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发达社会主义”也被称做“成熟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苏联现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即新社会的成熟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和阶段: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的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②

苏联历史的演进无情嘲弄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十年，苏联就在内外交困中解体。它没有实现“蓬勃的活力”，反而在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中破产；它也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稳定性”，反而持续地动荡；它也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团结”，反而在相互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垮台；至于“新的历史共同体”和“大小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很快就被民族冲突的血泊淹没。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这表明勃列日涅夫并不准备认真解决苏联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种政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针砭时弊，它不但要提出“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关键是还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回避矛盾、自我吹嘘，脱离实际地鼓吹“是什么”，而根本就不涉及“为什么”和“怎么办”。就在勃列日涅夫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有多达7000万苏联城市居民生活在没有自来水的简易房屋中。由于缺乏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勃列日涅夫只好乞求于枯燥冗长论述和华丽的辞藻来掩盖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洞。

整个七十年代，全苏理论界在苏斯洛夫领导下所做的全部“贡献”，就是异口同声地论证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发达社会主义”。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试图证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伟大意义，电视新闻节目中理论界人士、党政官员、作家、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私下对这种“理论”的无情嘲弄，“用两种声音说话”成为苏联相当一部分人生活的准则。这些为勃列日涅夫唱赞歌的人，很多人都在八十年代成为反勃列日涅夫最激烈的人。

“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7年被写入苏联新宪法。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真理报》，1977年11月17日），苏联科学院把一枚象征最高荣誉、只授予经典作家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勃列日涅夫——尽管勃列日涅夫连发言稿都得依靠助手写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鼓掌喝彩最积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雅柯夫列夫——当时的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戈尔巴乔夫时代，此公成为反“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批判“发达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第四节:亲斯大林感情和个人崇拜的闹剧性复活

基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政策的惯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又出了一批反斯大林的作品。但勃列日涅夫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对斯大林践踏法制、滥杀无辜的做法并没有切肤之痛。相反，他本人甚至是由于斯大林的赏识才平步青云的。与此同时，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军队高级将领和一些在斯大林时代飞黄腾达的作家要求否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基于这种背景，勃列日涅夫实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肯定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言论，并于1966年初做出决定:彻底终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诽谤”罪投入劳改营，《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作者费尔德宾则受到克格勃的追杀。赫鲁晓夫时代反对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的其他一些著名人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些迫害包括撤职、限制居住地、流放、剥夺国籍、关进劳改营及精神病院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