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人称“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川粮安天下”，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和粮食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曾经几度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天下粮”。

川盐济天下

1888年，当中国沿海的近代化工业尚在蹒跚学步时，一位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学者走进了川南丘陵深处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十英里外就看到的许多高耸的木制天车不仅遍布这个城镇中心部分，而且逶迤几英里延伸到了乡村。”

弗吉尔·哈特仔细考察了这座古老的工业重镇，当他发现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自贡盐工们竟然能够凿出深度超过1000米的盐井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称赞自贡的盐井超过了“他们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要知道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直到1859年才钻出一口21.69米的浅井，而他们使用的却是先进的旋转钻井技术和大功率的蒸汽机。

仅仅利用手工工业就能创造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令弗吉尔·哈特赞叹不已，但他并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个市镇并非其最为鼎盛的时期，反而是因为刚刚拯救了一场帝国的灾难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川盐救急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盐业专卖，由江苏盐城沿海生产的淮盐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淮盐的断绝，不但令长江中下游六省250个州县饱受盐荒所困，而且原本丰厚的盐税也随之全无，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咸丰皇帝想到了川盐。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以往只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鹤峰、来凤等八个县销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比淮盐小的多。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川盐能替代淮盐来解决困局吗？尽管有些无奈，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一项被称做“川盐济楚”的救急性政策还是出台了。

当年5月，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这还是川盐第一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仅撕开的一条缝隙，就令自贡盐商们看到了无限的机会。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也就是在“川盐济楚”时期，自贡盐商每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受益的何止是盐商，“川盐济楚”历时26年，在26年期间，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达八十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淮盐反扑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两淮盐商立即动员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恢复淮盐在湘鄂两省的垄断地位。两江总督曾国藩即上书朝廷，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要求恢复旧制。

尽管自贡盐商也多方呼吁，反对淮盐重回楚岸。但是，两淮盐商向来都是清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堪称清王朝的“大金库”，因而，无论清朝皇帝还是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1871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盐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18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川淮楚岸之争以四川盐商的彻底失败告终。

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川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朝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封禁，井场烧户再遭重创，一时间“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曾经为清王朝平定内乱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川盐终究逃不出衰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