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显示，1817／8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体平衡首次因鸦片进口出现逆差，规模为110万银两；1826／7年开始，这种逆差变得经常化，平均年度规模在200万银两以上；1833／4年是这种逆差规模达到一个新高峰的年份，为824万银两(这部分是因为该年中国与欧美诸国的合法贸易出现小幅度逆差，参见表1中C栏)。总的看，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体平衡1817～1833年间累计逆差979万银两，平均每年逆差58万银两。这些数字也是中国当时白银外流(或者说“白银净外流”、“漏银”等)的程度。

表3的估计数字显著小于表2。两者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对“走私进口鸦片数”按到岸价格原则进行了必要调整。也应当指出，表3数据尚未考虑到3.2节所指出的合法贸易数据在地域覆盖范围上的缺陷。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表3的估计结果还需要进一步降低至少10％。

人们也许会问，表3如同表1一样，仅仅估计了到1833～1834年的货物贸易平衡，而没有涉及从那以后到1838—1839年的统计数字。的确如此。这完全是因为缺少必要基础数据(“合法贸易”统计)的结果。这里我们依据一些假设情形对1834／5—1838／9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平衡(白银外流)进行估计，估算步骤和结果列示在表4中。略需说明的是，这里的估算与以前一样，仍然仅仅关注货物贸易而没有涉及其他贸易或资金流动。①

表4显示，1834／5至1838／9年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体平衡的年度逆差规模都超过百万银两，五年中累计为3105万银两，平均每年为621万银两，其中在1838～1839年达到904万银两，最接近一年一千万两的水平。这些数字显著高于1834年以前的水平。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如果表4的估计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它们也表明，认为当时中国白银外流规模达到一年超过一千万两甚至数千万两的说法大大夸大了实际情况。总括地看，结合表3和表4，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在1838～1839年以前的22年中，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或白银外流累计总额为4084万两，年平均186万银两。再次说明一下，即使这个估计也没有考虑到当时中国与欧美以外国家的货物贸易及中国在这种贸易关系中所可能拥有的显著贸易顺差情况。

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人物以及当代部分论述者之所以大大高估1840年前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或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他们使用鸦片的国内销售价作为进口鸦片的到岸价；第二，他们没有联系正常货物贸易的平衡来对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的总体平衡情况进行估计；第三，他们对当时中国正常货物贸易的顺差情况估计不足。

这里也应该顺便提到一个可能有相关意义的历史记载:曾在广州参加中英交涉和谈判的清朝大臣琦善后来被朝廷革职并查抄家产，他被发现除了有房屋及在九十家钱庄和典当行有股份之外，还拥有18058820两白银和10912两黄金，2561217亩田地和11箱珠宝。[15]315脚注3一个大臣在家贮藏的白银数量远远超过可用来支付全国一年货物贸易总逆差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水平时的规模。这两件事情也许很少被当时的人们以及——至少部分地——现代的人们联系起来，其深刻意义还有待于去认识。

四、关于19世纪初中国白银货币存量规模的估计: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