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作者:贺力平 原文标题: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

作者简介:贺力平(1958—)，男，重庆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博士。

导致清政府于1838～1839年在广州中止中英贸易并最后演变为后来被称为“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鸦片贸易。在当时以及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后者又引起“银贵钱贱”，进而威胁到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清政府的财政基础。道光皇帝领导下的清政府似乎不仅有充足的道义上的理由，而且有完全合理的经济依据对当时开始蔓延开来的鸦片贸易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中英贸易采取极端措施。

当时出现的有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活动大规模地联系起来。这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内部当时业已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以及对外贸易在社会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显著上升。但是，这场讨论没有能够像此前在西欧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讨论一样，不断推动新知识的涌现并让这些新知识促进经济政策的调整。

本文认为，当时清朝政府体系内很多文官提出的“鸦片贸易引起大量白银外流”的看法显著地夸大了事实，其中许多论述和结论是基于不正确的经济分析。他们对事实的片面概括借助于道义论证因素，严重影响了最高决策者的决策。后来的事实演变却表明他们的主要结论和预测是错误的。

一、“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论”的简略回顾

“鸦片进口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观点由清朝人士最早提出来。当代国内学者叶世昌在其《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简要回顾了这个观点的起源。叶认为，“最早认识到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的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包世臣”。[1]514包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为一些朝廷大臣做幕僚。他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写有《庚辰杂著》五篇，其中第二篇提到“鸦片耗银于外夷”。包还提到，苏州一城鸦片吸食者人数多达10万，若按每人每日用银一钱计算，每天共费万余两，一年下来则费银三四百万两。如果就全国而言，“统各省名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2]8-12包似乎主要讨论国内鸦片消费总量，没有直接说这种消费就等于白银外流。而且，他对国内鸦片消费总量的估计是高度猜测性的。叶著说，到道光九年(1829年)，开始有人将“鸦片输入作为白银外流的原因之一”。[1]514当年，御史章沅才在一篇奏折中指出，鸦片输入“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3]3

1836年(道光十六年)，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在其后来脍炙人口的名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明确指出鸦片输入导致巨大白银外流。他说:“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2]68-72按照黄的说法，中国白银外流量在1823～1831年间为每年一千七八百万两，1831～1834年间每年两千余万两，1834—1836年间每年三千万两。这些数字仅指广东一地，如算上其他地区，每年白银外流量可再增加四分之一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无对应措施，这种白银外流形势在未来将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两年后(1838年7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提交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明确呼应了黄的看法。林说，“鸿胪寺卿黄爵滋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他与黄一样，论证的主题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林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79-82可以说，林对白银外流规模的估计比黄更为严重，而且比黄更加担忧白银外流会愈益严重，并给清王朝的经济基础带来毁灭性冲击。

黄和林等人属于当时官僚体系中的“禁烟派”。还有一些文官属于“弛禁派”或“变通派”。1836年(道光十六年)，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提交“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说，“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每元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2]201-205①许考虑到银两与银元的换算比例，比黄、林等人的估计在这方面要精确一些。他们之间的估计在程度上也有一定差别。但是，许的估计与黄、林等人的估计在基本方法上是一样的，都把考察鸦片进口量或鸦片国内消费量视为白银外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