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20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21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作法，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太后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菜疏、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4万人自天津出发，6日攻陷杨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太后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22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指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太后曾问他们"义和团到义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予"正经主意回复"。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23

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洋人的仇恨，据德龄的回忆，是相当普遍而深刻的。下面的引文说明了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24老佛父向来恨外国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她最讨厌的就是传教士，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外国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

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她们不喜欢，他们可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关于文明，她说:"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