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慈禧本人应该归入哪一个晚清派系，至少她在洋务派和顽固势力之间，尽力地维持着平衡。她的这种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同治中兴"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为了维持对恭亲王的牵制，慈禧太后在治国思想上更倾向于曾国藩、郭嵩焘和王闿运筹人的主张。这些汉族官僚实际上曾经得慈禧的前政敌肃顺赏识的。比如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举荐人就是肃顺。后两人都曾是肃顺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继续重用他们而不看前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理学治国，主张在从政的时候维持一种个人情操和修养。这和主张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恭亲王是不同的。同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必然要维持国家和文化的延续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边毕竟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满汉统治阶级在慈禧太后的调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代实现了成功的联合。晚清朝廷上下也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应对内忧外患。

三，从义和团运动看慈禧的对外观念:从仇外到媚外又到理性的剧烈转变发生于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还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夹杂着列强的干涉。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11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眼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己，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12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13

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14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