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盛赞慈禧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当时对慈禧的评价与后世之明显差异。他写道:"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1861年她和东宫太后一起听政的时候)，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6辜鸿铭或许言过其实了，但他的立场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份官僚仕子对慈禧太后的认识。

二，辛酉政变前慈禧对外持坚决的强硬态度。此后则因权力斗争而转向温和，她在权力中心的制衡地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

慈禧早年干预政事，"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爱尔金占居大沽，政府派钦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则视为极要，当即下谕，令其以白带自尽，此尚为朝廷恩意。"可见其态度非常蛮横强硬。所谓"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7

当英法联军入京之时，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下一严厉之谕旨，严厉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其谕大略是说夷酋反复无信，狡诈已极，不但要索赔偿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8可见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强硬手段著称的，可惜满清朝野已无人能敌外侮。

辛酉政变后，清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而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及至战败，又转而媚外，在忍辱中力图改良，以弥补镇压康梁变法的错误，临死而悔之已晚。

慈禧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都改变了原先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9对于外交事务，清廷原只知有夷务而无"外交"，后来用"洋务"取代夷务，毕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识之士对外观念的开放。

慈禧在同治中兴时期，对西方的态度由战而和，主张"怀柔远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外国公使觐见礼节上。

外国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驻北京后，在以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问题等，和中国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同治十二年)，侍御吴可读上一密折，奏请慈禧太后作出决断，以息廷争，免外臣之叩拜，以显朝廷之宏量。

奏曰"臣，小臣也，窃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见有日，于万分无可换回之中，求一犹为彼善于此之说，惟有仰祈皇上断自宸衷，申饬诸臣争执礼节之非，本非吾国臣子，何必令行吾国礼仪，倘行不中礼，甚或失仪，则使各国即失来见之诚。……中国亦未得怀柔远人之法，且却至当堂闻笑，未必不因饴羞而变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则莫若特谕各国使臣，不必行吾中国跪拜礼节，临时若仍有失仪，概从宽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执此哓哓，复行争辨，以不屑与校之心。"10

此奏既上，太后批谕，略云:"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办"云云。可见她还是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放弃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毕竟还是识时务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