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年毛泽东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深受杨先生心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21]这种情况和当时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旦他接受了科学的理论之后，他就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于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明确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22]

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躬行实践，努力投入到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活动之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另一方面，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阳明心学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样是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各人所走的路却不尽相同，结果也不一样，社会影响也不一样。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

1、有的在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伟大道路。譬如：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早年尽管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包括维新思潮的影响、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等，但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影响之后，他就开始实现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踏上了救国救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导者，最终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2、有的只是出于其专制统治的需要而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譬如：蒋介石独裁政府，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抗，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的罪人。

3、有的因为缺乏“事上磨炼”的功夫而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譬如：大汉奸汪精卫，为了实现其一己之私利，贪图享受，违背历史发展的主流，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落得一个可耻下场。

4、就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而言，他们所走的路也不尽相同。早期，他们共同为变法维新而走到了一起。但变法失败后，他们之间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上开始出现分歧。尤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在政治上走向决裂。一方面，康有为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鼓吹尊孔保教，宣扬他的“虚君共和”理想。“对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清逊帝充满眷恋之情，时刻梦想着恢复前清的帝制。”[23]另一方面，梁启超“虽然他不是一个真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对既成的民主共和的政体形式还是默认了。虽然他对民初的某些政治社会混乱现象亦心怀不满，但他的立足点是要建立一个平和的、有秩序的民主政体。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他在民初的一切活动无不贯彻了这一理想。他反对复古，批判倒退，这与康有为形成鲜明的对照。”[24]当然，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上，他们俩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康有为的目的在于恢复大清的正统统治，而不是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他希望在推倒袁世凯后，复辟清室，实行‘君主立宪’”。[25]对于康有为的这一立场，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虽未成为革命民主派，但他能勇敢放弃过时的君宪主张和‘虚君共和’思想，默认民国后的既行政体，试图以自己的主张引导统治阶级当权派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应该说，在历史的变革面前，学生超过了先生。”[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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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4-66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40页。

[3]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第23-24页。

[4]《王阳明全集》上，卷一，语录一，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章太炎：《訄书？王学》

[6]《答铁铮》，据1907年《民报》第14号。

[7]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版，第502-504页。

[8]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版，第279页。

[9]参见：吴雁南著：《阳明学与近世中国》，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28页。

[10]以上引言均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6-601页。

[1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7页。

[12]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9页。

[13]汪精卫：《革命之决心》，《民报》第26号。

[14]转引自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104-105页。

[15]参见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16]参见白纯著：《简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力行哲学》，《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17]参见周宏让主编：《跟毛泽东学文》，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

[18]转引自张万禄著：《毛泽东的道路》（1893-192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19]转引自张万禄著：《毛泽东的道路》（1893-192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20]转引自张万禄著：《毛泽东的道路》（1893-192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5页。

[21]转引自张万禄著：《毛泽东的道路》（1893-192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

[22]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0-1581页。

[23]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24]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25]苏人著：《康有为》，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6]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