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启超与阳明心学

梁启超，生于1873年，死于1929年。广东新会人。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他同样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一方面，他极为称颂阳明心学，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提到阳明心学，就“像打针一般，令人兴奋”。他称颂阳明心学“高尚纯美，优入圣域”。[2]另一方面，他还利用阳明心学来陶铸其所倡导的变法维新的理论。具体表现为：一是用阳明学的“扩大公无私之仁”、以天下为己任精神，树立为天下国家献身的志向。二是用阳明学无所畏惧，圣人、超人的精神，要人们解放思想，不做“心中的奴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去。三是用阳明学倡导的“事上磨炼”的精神来陶铸刚毅和坚忍不拔的气质。四是要求像阳明学一样，强调恢复孔孟之真道，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极力传播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在1926年梁启超向青年学生发表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演讲中，他对“知行合一”的具体内容、“知行合一”的哲学理论根据、“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关系、阳明说与现代青年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在此次演讲中，梁启超首先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即只注重向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适应社会实际能力的培养。学校变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变成被动吸收的“吃书”者。而对外界所发生的东西却一概无知。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情形，引起梁启超深深的忧虑。因此，在政局纷扰、社会混乱之际，面对“万恶社会”，梁启超向莘莘学子强调：“青年们啊，你感觉这种痛苦吗？你发见这种危险吗？我告诉你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3]学校教育必须以此为行动指南，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不能让我们的文化教育流于空谈。

梁启超在宣传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过程中，强调学校教育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在今天来说，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阳明心学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譬如：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就是突出代表。

（一）孙中山与阳明心学。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92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由于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10岁时才开始读书。在国内接受过三年的正规传统教育。孙中山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其一，在知行观上，他吸取阳明“知行合一”说，进一步发展为“知难行易”论。“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最早出自《左传？昭公十年》。《尚书？说命》里也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这种“知易行难”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有时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变革的思想工具。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传统的“知易行难”思想，于1918年提出他的“知难行易”说。他认为，人类对于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一直不知其中的道理。只有在经过数十百年、甚至千年的“行”后，才逐渐明白。这说明“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是第一位的，“知”中就包含了“行”。王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4]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所强调的也是“知”，他的目的是强调解决人的信仰问题，认为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孙中山与王阳明两者的目的来看，相距甚远。但孙中山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政府，完成他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望。

其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孙中山同样受到古代心学思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内）的影响。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他一方面承传中国古代的心学思想，另一方面又从革命实践中领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性。认为革命所以受挫、建设无法开展，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存在障碍，由是而力图通过揭示“心”的作用而唤起民众，以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自始以后的后半生。晚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重释三民主义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民国12年至13年（1923～1924）间所作的多次演讲，如“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在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来发展与“民心”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心为本源”论，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对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事情的成败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注重民意、关切民生，并重视激励革命精神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理论依据，成为他晚年注重宣传“主义”，以“主义”团结民众的理论依据。但“心为本原”论有过于夸大精神与意识作用的倾向。

（二）章太炎与阳明心学

章太炎生于1869年，死于1936年，享年67岁。浙江余杭人。原名炳麟，因仰慕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名绛），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他有两个非常煊赫的称号：“民国先驱”和“学界泰斗”。

作为“民国先驱”，章太炎对推翻满清王朝、缔结中华民国是立了大功的，他自年青时起即不遗余力地鼓吹反清革命，为此他涉入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坐了整整三年西牢。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社长，与改良派进行斗争，影响遍及海内外。辛亥革命的发生，不能说与章太炎的宣传与鼓动无关。

另一方面，章太炎又是一位大学问家。大到什么程度？大到真正可以称泰斗的程度。他的学问囊括了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教育史、佛学史等。尤其可贵的是，章太炎做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却是要和为民族、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结合起来，要用这些学问“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因此，他既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又是一位“讲革命的学问家”。

在章太炎对国学的研究过程中，自然对阳明心学也进行了精心研究。但是，他对于阳明心学的立场表现出有褒有贬、相互矛盾的特性。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他本身思想的发展过程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早年潜心经学研究。后来，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变革现实、改良中国的思想主张。再后来，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譬如：早在1900年定稿的论文集《訄书》中的《王学》一文中，他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批判，并对阳明学进行了全面否定。他认为，知和行并非如王氏所说“为一物”，而是“各有兆域”。可以肯定“不知者必不能行”，却不能说“知行同起”。因为即使是“直觉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它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5]

但在加入中国同盟会之后，章太炎对阳明学的态度却有所转变。他称赞阳明学“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櫫，庶于中国前途有益。”[6]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中，章太炎针对有人说“中国本来没有学说”的谬论，在对宋明理学提出批评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阳明心学合理性。他说：“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点儿偏胜。”特别是“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鳅来做雄长。”[7]

另外，章太炎还自觉将阳明心学与其革命思想的宣传结合起来，要求革命党人不受传统的限制，为了革命的需要，勇往直前，将个人的心力变成众人的心力，去争取革命的成功。要求革命党人具备“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步岳飞等英雄人物的后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