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教仁与阳明心学

宋教仁，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13年3月因被袁世凯派出的凶手刺杀而死于上海铁路医院。年仅31岁。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宋教仁自幼接受过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与熏陶。1901年赴县试，还考中过秀才。然而，他并不想走科举的道路。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在湖南革命党人黄兴等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宋教仁“服膺”阳明学，主要是吸取阳明学“致良知”、“躬践履”、“即知即行”之旨，投身革命运动。1904年12月到达日本之后，宋教曾致力于阳明学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读王阳明的著作和王阳明年谱，还将心得写在日记里。他认为，用王阳明的学说同清末的社会现实对照，不少言论击中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阳明学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国、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他还常常用阳明学中的言论对照自己的言行，自我反思，提高自己的素质。[9]

下面，拟就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载他研读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情况作一简单统计：

1906年1月22日夜观王阳明书《传飞录》上篇；

1906年1月27日观阳明《传习录》；

1906年1月30日临寝观《王阳明集》；

1906年1月31日与好友刘林生谈及王阳明。“余因办举王阳明良知之说之善，林生亦然之。”

1906年2月1日亲自制定周一到周六每天的学习计划。要求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用餐；七点后阅报；八点后观书；九点后到学校上学。下午五点回宿舍晚餐、散步、静坐；六点后写作文；晚上八点开始温习功课；晚上十点开始读心的学问书、写日记；晚上十点半就寝。遇到星期天，同样有详尽的计划：上午去外面会朋友，下午还是看书。下午六钟以后同平日的作息内容一致。同时规定，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以后看《王阳明集》首之序文和《传习录》序文。晚上大概十一点正就寝。

1906年2月2日读《王阳明集》邹序、钱序、王序三篇。

1906年2月3日观《王阳明集》文录续编徐序及刻文录序说。

1906年2月6日“午初（上午十一点以后），至宫崎滔天家。”到日本朋友宫崎滔天家聚会。“未初（下午一点到三点钟），遂共饮酒。”“申初（下午三点到五点），始兴尽而散，余微醉，为滔天书横轴一纸，题‘致良知’三字，滔天甚赞之。”“戌初（晚上七点到九点），至一书店，购《王阳明传习录》及《楚屈原》各一而回。读《王阳明集》刻文录序说。”

1906年2月7日“戌初，下课，过一书店，购得《陆象山》一册。……亥初回（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观《王阳明集》序录。”

1906年2月8日“观《王阳明集》叙录，言先生当危疑震撼之交，皆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人所所难能者。”

1906年2月9日“观《王阳明集》《年谱》，其所记先生事甚详。”“盖圣贤之为人如是如是，吾人学之，学其幼时可矣。是日吾思阳明先生之书共二十余册，其间精要者皆散见各帙，余以前读时或随录之于日记，拉杂无次第，难得要领，遂拟以后当用另册择要录之，将来要随时体验时，亦免散乱也。若夫非语录非文章中言，如阅书时为吾心所好而不忍舍者，则或摘其事实或杂以余意，皆仍记焉。”

1906年2月12日“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有意于释老之学，时事多荒诞者，余不甚喜，惟记先生二十六岁学兵法、讲武事，三十四岁时始讲学授徒，使人立必为圣人之志，甚足见先生壮时之立志也。”

1906年2月十三日“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龙场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余以为此言诚是，但案之于心的圣人之道一方面则固不错，然圣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学，原是混圆一团之象，举天下万事万物皆包含在内焉，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若分别之，则固有二方面，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学问，物的即物质上之学问，所谓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谓致焉者，致此者也。若尽用力于一方面，而遗其一方面焉，则所谓道也，所谓学问也，皆不完全矣。吾尝谓中国自三代以下，学者无论如何纯粹，皆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误认半部为总体，使天地间真理与人道皆不现出浑圆之象，与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以前之地球相似。盖人类进化未达极点，亦不能怪其然也。阳明先生之此说，亦如是而已矣。虽然，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者矣。”

1906年2月14日“晨起甚迟，盖因志念将堕落故也。写致刘瑶臣信，劝以谨慎作事，且言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之学说，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如王阳明之致知，刘蕺山之慎独，程明道之主敬，以及华盛顿之克己之自治，拿破仑之刻苦精励，玛志尼之至诚，西乡隆盛之不欺，皆吾人所当服膺者也云云。”“戌初回。观《王阳明年谱》……”。

1906年2月15日、2月16日、2月17日、2月19日、2月20日、3月7日、4月13日、4月18日“观《王阳明年谱》……”。

1906年4月23日“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七岁时者，皆其平思田及断藤峡事，是岁先生卒焉。余读至此，不觉索然。先生一生之出处、行藏、功业、学行，则知其大概矣。”[10]

从上面统计可以看出，宋教仁本人对阳明心学是作过系统研究的。一方面，他将自己阅读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进展情况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录；另一方面，他一般研读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是在晚上夜深人静之际，一边阅读，一边思考；第三，他在研读的过程中，并不是当作一种消遣，而是做了一定的读书笔记的。即不仅仅抄录王阳明所讲过的重要词句，同时还把自己的理解也在日记中反映出来。可见其是在用心研读，而不是很随意性的阅读。

宋教仁通过对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研读，将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贯穿于其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当中去。譬如：关于树立革命的志向的问题，王阳明关于立志的言论对其启发很大。对此，他就明确指出，要确立革命的志向，首先必须除去自己的私欲。他说：“言我辈初立志时，千罪万过，洗涤不胜，每遇事，心亦知其当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实践者常多，则人欲蔽之也，故现惟以克欲为第一工夫。”[11]再如：阳明关于“知行合一”说必须重践履、“在事上磨炼”的问题。宋教仁曾就明确指出：“有良知而不致与无良知同也。”[12]在宋教仁看来，“有良知”，但不将“良知”付诸实践，这与“无良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重要的在于将自己的“良知”付诸实践。以此类推，在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如果仅有革命的理想，但不踊跃投入到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当中去，那么，这种革命的理想也是徒劳无益。

在民国初年，宋教仁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不断奔走呼号。正是由于他努力躬行实践的举动，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与报复，以致于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暗害，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