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党代表人物与阳明心学

在国民党代表人物中，汪精卫与蒋介石也曾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同样也提倡阳明心学。就汪精卫来讲，他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更多的是从狂热方面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而蒋介石提倡阳明心学则完全是出于服务其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的政治目的。

（一）汪精卫与阳明心学

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44年死于日本，活了61岁。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刺杀摄政王，干了些可圈可点的事情。但后来与蒋介石一起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精卫对抗战失去耐心，走上投敌卖国的道路，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在汪精卫5岁时其父亲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其父亲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精卫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精卫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政治上的狂热情绪，不能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准备工作。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极力鼓吹暗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其急躁冒进的思想特点。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汪精卫也意识到人的“意力”的重要性。但他却过分夸大人的“意力”的作用。他说：“欲革命之成功与否，当决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之昌明与否。”[13]其实，革命思想与革命理论在革命的过程中固然十分重要，但将其提到起决定作用的高度，未免对心力、思想和理论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

另外，我们从汪精卫还有关“釜”、“薪”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却往往缺乏“事上磨炼”的功夫。他曾经在写给革命老人吴玉章的信中，将革命之事譬如煮饭。他说：“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14]汪精卫的“釜”“薪”论，鲜明地反映出个性中缺乏“恒”德的一面。因此，对其后来走上卖国投敌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蒋介石与阳明心学

蒋介石，生于1887年，死于1975年，活了88岁。蒋介石从五岁开始由其祖父聘请家塾教师在家中接受封建式的启蒙教育。7岁进私塾，读《大学》、《中庸》。8岁读《论语》、《孟子》。9岁读《孝经》。10岁读《春秋》。11岁读《诗经》。12岁读《尚书》。13岁读《易》。14岁读《左传》。于1902年参加过县城里的“童子试”，但没有考中。从1903年开始，蒋介石16岁时入浙江奉化县里的凤麓学堂，除读经史外，还学习英语、算术等，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17岁时，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曾文正集，并学习孙子兵法。[15]由此看来，蒋介石断断续续地接受了十余年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据蒋介石自己本人讲，他从18岁即开始研究王阳明的著作与思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尤其对《传习录》与《大学问》两个小册子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可见其受王学影响之深。正因为其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在其多年的反革命活动中，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蒋介石十分注重思想文化的奴化教育。他甚至大讲“革命哲学”，鼓吹要救国，复兴民族，“非把中国固有的民族哲学整理起来不可”。他所说的中国固有哲学就是大学之道，孔子之道，其中自然包括产生于明代中叶的阳明心学。对于这一情况，这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所大力倡导的力行哲学中体现出来。

所谓“力行哲学”，又称“行的哲学”。蒋介石最初提出力行哲学，是在1932年。当时，虽然针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讨伐军事告一段落，蒋有了较为从容的整理内部、收束思想的时间，但内外仍然面临着中共武装斗争和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处境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精神和统治力量却已趋于涣散，腐败、堕落现象滋生，保官保位、不思进取心理日渐强盛，对此，蒋介石深感忧心，提出力行哲学，希望与大家一起力行，以达到“振奋国民党的精神，整肃统治集团的力量，统一全体国民人心”的目的。在蒋介石所倡导的力行哲学中，其核心思想是王阳明的心学，将“行”说成是超时空的绝对，是决定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后本体。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哲学就是唯一的人生哲学”。与此同时，他将力行哲学的目标界定为实现“良知”，认为“行”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在他看来，日本之所以富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就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中国的儒道，尤其是王阳明的学说。在他看来，“我们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都可以消除净尽，这就是‘致良知’”。[16]然而，蒋介石所倡导的“致良知”的前提却完全是按照他本人的意识来作标准的。也就是说，凡是与他所领导的党、所实行的主义、所发布的命令的宗旨相符的言论和行为，就被列入“致良知”的范围；否则，就被列入“不良”范围。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倡导的力行哲学具有明显的服务其政治目的的功利性。在这里，阳明心学只是成为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而已。因此，所谓“致良知”在蒋介石那儿也就成了一种假象。

四、共产党代表人物与阳明心学

在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在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影响之前，也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受到过阳明心学的一些影响。

毛泽东1893年冬出生于湖南省韶山冲。1902年，在他只有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韶山读私塾。他曾经在回忆中指出：“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正是这六年儒学传统的教育与训练，使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都有了深入的了解，通过阅读传统文化典籍诸如《春秋》、《左传》、《史记》等，毛泽东对历史、哲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17]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除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外，随着阅历的增多，为了救国救民的需要，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也产生了兴趣。他曾崇拜过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在距离韶山五十多华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只有半年，但思想却发展很快，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相信孔夫子’发展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梯”。[18]

对于毛泽东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我们从他本人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杨昌济。杨昌济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理学。毛泽东说：杨昌济老师“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19]杨昌济作为毛泽东的老师，他经常用自己所掌握的心学观点来教育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杨昌济同样主张“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指出：“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从这种观点出发，杨先生既主张博学、深思，又强调躬行实践，坚决反对学用脱节、读书脱离实际。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用结合和注重实践的光辉榜样。杨先生的这种正确的治学主张，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自然会奉为楷模百躬行实践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