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开宗明义就是：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奉劝梁惠王只能讲仁义，不能讲利，认为如果讲利，就会引起争夺、招致政权颠覆。因此，从表面看来，孟子似乎认为利是万恶之源，义与利是对立的。其实，孟子这里所说的“利”与“义”含义较为复杂。孟子所谓“义”，既是统治阶级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体现，又包含有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一部分人民利益。他所谓“利”，实际指统治者的个人私利以及所代表的小集团利益，或者是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这从“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之“利”的对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罔此，孟子在这里崇义而抑利，实质是反对统治者为一己之私利而置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不顾。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带头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全国人人争而仿效，那么就会使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因而他提倡义，要用义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种“义”，实质就是以道德原则为形式而出现的“公利”。孟子所谓反对“后义而先利”，就是反对置私利于公利之先。而提倡公利，最终还是有利于统治者本身。不求利而利自得，这正是儒家的辩证法，正是孟子讲仁义的本旨。

正因为孟子重公利之义而贬私利之利，所以在对待个人利益与公利、生命与道德价值的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舍生取义”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生存可谓人最大的欲望之一，但和义相比，二者不能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为什么呢？因为义就是人生最高的价值原则，背义就是人生最大的可耻。

如何把人们本性的善端扩充发展为完美的善，把道德原则变成人们自觉的道德行动呢？孟子有他一整套系统的道德修养理论。孟子的道德修养论本于其性善论，其方法具有向内求的特点，其理想是成圣成贤，因此，可称之为内全之道。

孟子的内圣之道有如下内容：

第一是存心，即保持住本性中固有的善心而不失掉。他说：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所谓“放心”，义与“存心”相对，指忘掉或失掉了本性中固有的善心。孟子认为，道德修养，不但要“存心”，更要“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内容，归根结底，就是要将失去的良心找回来。

如何“存心”、“求其放心”呢？孟子又提出了“思诚”、“自反”的方法。他认为，要“信于友”、“获于上”，就得从“悦于亲”做起。而“悦于亲”就得“诚身有道”，真情实意地对待父母。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明乎善”，具有良心的自觉。只有这种具有良心自觉的“诚”，才能真正地“悦于亲”。这种“诚”，既是指道德修养的态度，也是指道德修养所应达到的境界。所谓“反身”、“思”主要指具体的修养方法，即自我反省，运用理性思维检查自己，获得道德自觉。孟子认为，通过反省功夫，而使自己的道德行为建立在“至诚”的基础上，就能达到“悦亲”、“信友”、“获上”以至治下民的理想境界（《孟子·离娄上》）。

寡欲也是孟子所倡的一种修养方法。他说：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这是说，要保存仁义之心而不丧失，就必须要克制、减损欲望。后来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就是将此说推到了极端。

孟子论“浩然之气”说是孟子富有代表性的道德修养论。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但这种“浩然之气”也需要养，而“配义与道”就是“养气”之法。它包括两方面：一是“明道”，即了解一种义理，并对之确信不疑。二是“集义”，即常做他所认为应该做的事。此外，还须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孟子的“养气”说，强调气节，强调修养的主观精神，使人进入了一个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不屈于威武，唯真理是求的高尚境界，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