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之文艺——美的、历史的、自然的，回到感性

“敏感。为什么不敏感？除了敏感、除了观察，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还有别的吗？”

“一切都取决于我看到的。”在遇到冲突、需要判断的时候，陈丹青让自己凭感受说话——“经历‘文革’，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由保守，现代传统，左右，功利的理想的……这些价值坐标都不如我所看见的真实，真实总是更暧昧，更直接。”

眼前这个上上下下一身黑从皮烟盒里取烟抽的美术教授画家陈丹青的“感受”:“美”是核心，记忆是媒介，天人合一是终极。

“连记忆也是感受。你得仔细感受自己的记忆，记忆从不通知你，它自行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趣味、胡同四合院的故都风范，陈丹青城市建筑批判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就是“葆续历史记忆”。

“殖民者当年为什么在中国盖他们的花园洋房？他在异国，在遥远的东方，都牢牢记住要确认自己，住在自己母国的传统建筑中；张大千流亡阿根廷，还花大钱盖中国林园，为什么？他也是要确认自己，活在自己的，民族的生活景观中。”

历史感是自我，亦是自尊。保持尊严，“现代化”不是借口。“为什么英国、法国这样率先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完全不更动它的历史景观与文化景观？整个欧洲引领世界现代化，可是整个欧洲的样貌与传统景观，在经历一战二战那样的狂轰滥炸后至今完好无损。”

可是现在，就是这个现在，粗俗的、白瓷砖的、玻璃幕墙的“现在”，难道不是历史吗？历史不是无数个叠加的现在吗？

“当然。我们今天看见的古物，当时都是新的。当我凝视一幅7世纪的绘画，这幅画仍然属于‘今天’，就在‘此刻’。历史被持续塑造，有些留下来，有些变形，有些消失。我在乎的并非某一可供指认的实物，而是绵延性——在空间中保留并感知时间的维度。”

时间！在绵延的时间的维度里，陈丹青的“对记忆的本能欲望”的另一魔障，更落后、也更审美。

张爱玲、胡兰成、杜月笙、东湖路……流连过这些老上海跌宕的传奇风雅的属地，丹青先生的怀旧直抵——“人与自然、与四季关系更紧密的”农耕文明。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往炉灶里塞柴草，就着油灯看书，听瓦片上的雨……”曾经8年的知青，敏感细腻如丹青先生，对“超市买电饭锅煲的米饭”和“从插秧收获到舂米全程亲手参与的米饭”之区别，对“不方便的生活的美”有诗意的沉溺，亦有失落的清醒——

“我知道现在的怀念也许很虚伪。当我真的在农村的时候，我每天都想逃离。记忆肯定是被淘洗过的。更准确地说，我怀念的，是那个慢的节奏，是恒长、天长地久。照胡兰成的说法，即‘现世的安稳’。我确确实实记得农村生活的一个下午、一个黄昏多么实在，多么长久。”

那么后工业社会、信息网络全球化，从审美的角度看，就那么不可救药吗？

“话不是这么说法。真实的情形是，你一旦进入现代生活，有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就永远失去了。”陈丹青的忧郁更基于“内心失衡”的警觉。“我们没有选择。只有一种生活。除了都市，好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失去了对比，没有参照。在宋元山水画中的生活形态曾经真的存在过，如今荡然无存，只剩下山水画。”

这样“慢的美的”参照，在哪个意义上重要呢？

“一切回到根本——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什么样的社会？敏感的人都会这样追问。如果没有参照，你看不清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

陈丹青之正义——美的后面、旧的后面，回到常识

品位与情趣的先锋，直觉与感性的大师，陈丹青先生的聪明，有忧国忧民来压阵脚。

欧洲音乐的胜境、宋元山水画的图景，固然令人神往，但衰败肮脏的乡土、城市街头孤独茫然的农民工兄弟，仍然逃不过丹青先生锃亮的眼睛的“默默的注视”——在他堆满画幅和颜料的桌上，就有一本《农民！农民！——从专家到普通人的访谈》！

采访一开始，丹青先生就“无缘无故地”谈到“三农问题”——“现在的中国农村为什么衰败？没有私啊，没有私产哪会有公心？物质的精神的视觉的心理的，都没有自己的东西，生活本身也就不再是你的。世世代代，这个院子是你的，院子外面的桃树枣树竹林子是你的，你怎会不侍弄不爱惜？国家现在停止农村赋税了，休养生息，都是老办法，都在往回调整。回到常识，多少代价，多么难。”

警惕“美”后面的“匮乏”，亦警惕“旧”后面的“恶”。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好看；“但我不会用那样的方式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其他东西。”——“当年的红卫兵也是这样，因为没长征过，没穿过草鞋，没抗战过，所以要打着红旗要穿草鞋重走长征路——所谓人生模仿艺术——抗日，对经历的人是血与火；对我们，是艺术，是电影和小说。”

虽以画家之正职、教授之公务，对“美”专业研讨之外，踊跃地插嘴“真与善”的地盘，陈丹青对“管闲事的责任感”本身，亦有挑剔。

历史中的位置、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我开口说话，根本不想到责任感。我们从小被告知‘身负重任’，这类大字眼早已对我不奏效了。我真的对什么负有责任感么？别人会一再告诉我:你的西藏组画很重要；你现在呼吁教育改革，更重要……我会警惕。什么责任、贡献、作用……我不会夸张自己的影响。美国电视常有英雄救人，助人为乐的报道，可是那些当事人说得非常朴素，比中国农民说话朴素多了。人家没有教条，没有被集体教训过。人只要在做人便够了。也许是我在国外见过不少有品质的人，艺术家、大腕，可是他们谦逊平实，从不夸张自己。如果你有责任感，不必表达，或者，以更内在的方式表达——这是一种教养。”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是的，媒体会按照媒体或公众的意图塑造另一个你。现在我得学会和那个‘我’相处。我无法推开他，也不愿承认那就是我。”

陈丹青之虚无——不“抱腿”、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不投靠任何一种价值观，似乎并没影响他的“安全感”。因为，“我从不考虑安全感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没安全感的环境里——十五六岁时，我逃避下乡但又知道必须下乡，我处在危险当中；下了乡，我想被招工回城，但又可能招不上去回不去城，我处在不安之中……

“我是个画画的，但我曾经连画画的都不是。能从村里调到大队，离公社近了5里，我就知足了……我们都是讨生活，一路讨过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