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准备了45秒”
交往了很久,李安都不曾提过为电影作曲的事。谭盾猜测,可能是觉得他的音乐太疯狂,用到电影上,让人担心。
直到《卧虎藏龙》。
有一天,谭盾见到李安,随意的问了一句,“你这个《卧虎藏龙》,准备让谁来搞音乐啊?”“你来搞啊。”
“这就是李安的方式。让人总有冷不丁的感觉。”而这个时候,距离录音,只剩下整整十天。
给《卧虎藏龙》写音乐,也成了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创作体验——有一天,工作了25个小时,“只记得秘书刚刚离开,怎么又回来了,事实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夜晚。”
谭盾邀请了马友友。“三个人,一个来自台湾中原文化,一个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来自楚文化”,“同在纽约,同是中国人”。在适当的时候,李安会选择用音乐替代拍摄氛围;而到北京紫禁城探班,看章子怡、杨紫琼飞檐走壁的经历,也让谭盾寻找到契合“侠义”的灵感。在谭盾看来,这样的合作,其实是在内心深处寻找一种共鸣,既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又留有中国文化的痕迹。
对于摘取奥斯卡奖,谭盾似乎并没有特别期待。尽管之前美国媒体上已经呼声一片。
那一天,马友友打来电话,给他念了《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大意讲观众总是期待获奖者可以说点什么,但听到的只是无尽的感谢。
发表感言的机会来了,谭盾摊开讲稿,第一句讲,“我只准备了45秒的发言”。这段过目成诵的感言,后来也一再被他重复与实践,就是要打破所有的边界——传统和现实,东方和西方,古典和流行。
在这之后,又是《英雄》和《夜宴》。谭盾渐渐成为“中国式大片”的固定创作班底成员。“电影音乐是大众艺术和多元文化,节奏很快,需要非常下意识的去表达思想。”
“生活就是比胆量”
一段时间内,谭盾曾经成为西方媒体批评的焦点。
2006年,作为150年来第四位在世被邀请进入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音乐家,在热闹的场面中,谭盾在西方世界完成了对“第一个中国皇帝”的塑造。《秦始皇》的票房也一路飘红。
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挽救西方媒体对于作品的强烈非议。谭盾旋即陷入了批评的漩涡之中。
《纽约客》评价《秦》为“误入歧途的中西合璧之作”。无数媒体使用了双关语“皇帝的新衣”——一方面形容多明戈演唱的秦始皇,另一方面对歌剧的艺术价值若有所指。
更为尖刻的批评说道,“啤酒就是啤酒,红酒就是红酒。谭盾最好一辈子去写笛子和二胡,为什么偏要来写小提琴呢?”
谭盾对此回应,“为什么中国人只能写中国音乐?几千年前秦始皇就认为他是天下的皇帝。我也认为我是天下的作曲家,要写给天下人听。”
恼怒过后,他依然具有不在乎的能力,“我一刻都没有怀疑过自己。你说我是自信也好,狂妄也好。我在内心是个极度浪漫的人。人一定要浪漫,才能超越世俗生活。只有超越世俗生活,才能够创造。”
一路以来,有人评价他从未抛弃“年少轻狂”的秉性——敢于打破任何藩篱,不受各种框架的束缚。他也承认这一点,“文学史很残酷,只留下有独创性的人。音乐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自己的情怀,永远站不住脚。”
2008年3月,在前波画廊为谭盾策划的展览中,他一遍一遍告诉别人,“我的观念就是把音乐、声音、运动和颜色裱到国画里去,也可以把新闻和媒体裱进去。如果不放投影的话,它就是一幅空白的国画。”
他善于追根溯源。巫文化、楚文化、黄河流域的文化,这些构成了他自称的“(谭)盾结构”。
有人将他和蔡国强相提并论,后者同样是从家乡记忆中汲取了灵感,完成了一系列前卫艺术作品的创作。三年前,两人也的确有过一次长谈,谈话之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
1997年,为香港回归创作音乐,谭盾选用了湖北编钟作为媒介。这一曲《天·地·人》,也让他拿到了当年的格莱美音乐奖。
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建议之下,他提出“有机音乐”——水乐、纸乐,原来利用的一切自然素材,有了新的身份。这也被很多人诟病为有赶潮流之嫌。
他数次到访嵩山少林寺,希望将修禅融入工作之中。“60分钟的音乐,可能有400万个音符。对于职业音乐家来讲,创作同样是一种修炼。”
他会跟崔健聊禅宗。从对方的摇滚乐中,他说自己听得出革命性,也感悟得出禅宗。这套禅宗的理念被他用于歌剧《茶》的制作。
经历越多,谭盾愈发感悟到,“生活就是比胆量”。
他太善于讲述。一些时候,人们听他在媒体上阐释理念,甚至多于对其音乐的实际感悟与体验。
到了上中央电视台《文化访谈录》节目的时候,他换上了一件唐装,气宇间安宁和淡定。用双手在空气中画一个圆,淡淡地讲,“一个人有弱点,可以自我消化;一个人有更大能量,也能够自我意识”,“艺术家就是在自我完善中提高”。
就连他的自我评价也多少带有禅的意味,“我在选择时代,时代也在选择我”。
那一刻,你似乎很难分辨,他究竟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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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晶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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