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启蒙的“世界”

239年后，“真的世界”来了。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西北角，利玛窦曾亲自将一座大岛译作“谙厄利亚”，并加注称“谙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

1840年，这个地方变译成“英吉利”，如洪水猛兽般逼到了清王朝的门户。大部分清军将领对战争的对手仍毫无所知，广州城中竟出现了“以粪镇鬼”的战法。

这是一段“错位”的历史。利玛窦以降，中国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对华夏文明来说，这种“错位”让她饱尝辛酸，并最终从“一统天下”变为“一个国家”。

从清康熙开始，传教士引入的经纬网、投影等手段就已用于中国地图的编制。其中最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品于康熙56年(1717年)，这幅地图测绘的详细程度超出欧洲水平100年。

铸就帝国历经了几代人征战，扩张而成的政权因战争指挥的需要和对幅员变迁的亲历，对地图更加青睐。“千古一帝”在大小亲征中，总要带上“测绘人员”。耗时10年，晚年的康熙最终看到了家族的战果。

“可惜的是，这幅地图及之后雍正乾隆时的增补在中国只能在皇室内传阅，老百姓和普通文化人是看不到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但这幅地图在欧洲却流传甚广，甚至流入市面，让很多欧洲商人对这块大陆的了解远超过中国民间。

与之同时代的“世界”地图，是康熙宠信的南怀仁作于1674年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这位比利时传教士的笔下，两个平面球形拼成的世界里怪兽四布。

尽管绘制技术更加精确，但“中国的地图仍大都是内向型的”。根据余定国(Cordell Yee)在《世界地图学史》中的表述，中国的地图历来一种潜意识上对内部权力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关注。

在国门被轰开后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两年后写出了《海国图志》，后续又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这三本书都载入了丰富的国外历史、地理插图。用魏源的话说，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则显现出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态”。

官居福建总督的徐与欧洲人合作，编入了大量欧洲的地图，将中国“放回远东”，并盛赞西方地图资料的准确。他认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们的地图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时公开称，“所有事物源于中国”，并继续说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后挽留帝国余曦的洋务运动中，朝廷设立了专门引进的西文历史地理材料的翻译局。

类似的“传播”影响了部分国人。其中一个叫梁启超的考生，在试后从京城经上海返乡途中，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一张“地图”(实际是漫画)是1898年绘制的《时局图》:中国的国土上站满了飞禽猛兽。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注:肠是否代表德国在学界有争议。)

1903年，光绪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统图》。同年，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帮会自行付印了一款名为《中华民国直省舆地图》，其中只画入了汉人常居的18个省。从这个名叫“兴中会”的组织中，走出了孙中山和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

阿诺德·汤因比的妙语或在此恰如其分:“没有挑战，就不会产生一个文明创造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