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贡皇帝的“世界”

万历29年冬(1601年1月)，对中国皇帝朱翊钧而言，这是最后的平静。

例行的进贡还是在继续，万千奢华中，一张《坤舆万国全图》让人称奇。皇帝把地图当成了奇玩，当即下旨以丝帛重绣，装裱在6扇屏风上收藏。献出这件礼物的人是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

历史总是别有意味，万历皇帝目睹世界地图的第2个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向了印度。历经数百年“大航海探险”，欧陆文明已熟识世界，大规模的商业扩张正在提速。

在这幅长12英尺，宽6英尺，设有经纬线的地图中，中国被投影在太平洋的西北面，靠近世界的中心——这个布置就花了利玛窦10数年之功。

利玛窦历尽漂泊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时，所携的地图均是欧洲标准的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投影版本，中国和东亚在其中位居“远东”。这份地图上，除了澳洲尚未标出，其他雏形均与现代地图类似。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伪称“天竺客”的利玛窦频频向中国南方的官员贡送地图、西洋钟等物件。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学者型”官员因此和利玛窦结交甚笃，并逐渐成为利氏向上攀附的贵人。

李最早看到世界地图时，惊呆之余给利玛窦提了个建议:把中国移到图中心。

这无疑更符合时情。中国大多数官僚的“世界印象”源于西晋的裴秀和唐朝的贾耽，两人相继编画的“华夷图”是其后自制“世界地图”的蓝本。

在宋代存留下的华夷图墨线拓本中，占地图90%的空间是长城以南中国的国土，世界其他夷族国家则以文字形式嵌在四个边的空白处。主要国家的名字和注解源于奇谈怪异的《山海经》。能与历史事实对榫的，多是一些中国的番邦贡国。

此后，尽管明朝宦官郑和曾七下西洋，但传回的“地图”只是一幅记录航线周边的地貌的长卷，并不足以拼成有方位感的海陆概貌，也没能刺激王朝对海洋的好奇。

郑和以后，国家的大门逐渐关闭，把中国看做世界中心的意念更加坚定。“中国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纳贡体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Smith在其中总结道。这一结论在李约瑟、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亦有所提及。

已过中年的利玛窦此时正无比希望能合法地长留中国，他两易其稿，尽量迎合“纳贡假想”:把中国移到地图的中心偏西北，并把世界地名用中国人熟知的字词翻译出。利氏将地图复制了上百份，转赠给各级官员。这些努力最终让他获得圣旨进京定居。

万历皇帝并没有就地图留下更多的评价，在1608年，他下令照样复制了12份。但在朝野内外，利玛窦遭到猛烈的批评。(注:也有材料认为万历皇帝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是在1608年，1601年看到的是其草成的前身。)

以进士魏浚为代表的一批人说这是“蛊惑民众”，他最难以理解的是，地图让中国偏离了“世界中心”。魏的观点也被作为“主流评价”纳入了后代官修的《明史》。

另一种奇特的反驳声则说利玛窦伪造了“大洋”，以掩盖西方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其中一些人认为西方紧邻福建或广东。

某种程度上，这种“荒谬的警惕”都实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