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纲多本”引出诸多问题

1995年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统编制”，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其下属的“国立编译馆”负责编撰教材。1995年，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李远哲主持“教改”，他认为“统编制”教材会导致学生思想刻板化，因而将中小学教材改为“审定制”。除“国立编译馆”，岛内民间出版机构也可以组织专家学者，按照“教育部”制定的纲要编撰教材。不过，这些教材必须经过“国立编译馆”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才能出版发行。各学校则选聘教师、专家和家长代表，组成委员会自主选用教科书。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同一科目多种教科书的现象。

比如，争议很大的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台湾史》，就有8个版本的教材，而寒假后开始启用的《中国史》也有5个版本。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出版机构可以自行编辑教材，可“生杀大权”依旧掌握在“教育部”手中，如果教材观点与其相左，审定委员会就可以技术性“封杀”。尤其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是借“教育部”的审定权在教科书中宣扬文化“台独”。去年，台大历史系主任吴展良在其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像往常一样依史实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时期称为“日据时代”，可审查委员会却强迫他修改为“日治时代”。吴展良坚持不改，结果，在与当局的僵持下，该版本虽然最早送审，却最终错过了高中选书日程，被“封杀出局”。

与此同时，“一纲多本”造成的教材多样化、内容不规范，也令教师无所适从，而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阅读多种教科书，更是苦不堪言。10多年来，岛内要求废除“一纲多本”的声音一直没有间断过。